再次见到古川时，马凤兰满脸惊讶。她问古川：“不是已经约好下午还钱，为什么还要闹到警察这里？”古川很无奈，亮出警官证，告诉她自己的真实身份。
大概是没想到自己还债还能惹上警察，马凤兰在派出所讯问室里有些手足无措。古川说：“你也别紧张，把这笔钱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就行。”
马凤兰沉默了许久，才犹犹豫豫地说，车祸发生前三天，丈夫何某突然带回一大笔现金，让她赶紧把外面的欠债还清。
当时马凤兰很惊讶。再三追问下丈夫只说是给朋友帮忙的报酬，但帮什么忙值得对方付出这么大价钱，丈夫没有说。至于那个朋友，马凤兰听丈夫提过一嘴，绰号叫“大马棒”。因为这个称呼比较特殊，她一下就记住了。
“我承认我好打牌，输了很多钱，也借了很多钱，家里的日子已经没法过了……”马凤兰接着说。以前她在桥北开服装店，丈夫跑货运，两口子虽然收入不高却也过得可以。但三四年前开始，由于服装店生意不好，平时没几个客人，她便被朋友拉着一起去服装店隔壁的棋牌室打牌。头一年手气不错，赢了两三万，后来几年运气就越来越背，不但把之前赢的钱都输了回去，还在棋牌室里借了不少码钱。
“一开始几百几百地借，还能还上，后来借得多了也还不上了，那帮人就天天来催债，不但把老何的面包车拖走了几次，还去儿子的学校堵过他。我们一直想还钱，但后来债务越积越多，就还不上了。如果不是这次老何拿回这些钱来，我就要被那帮债主逼死了……”马凤兰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看你家里都收拾完了，准备搬到哪里去？你丈夫车祸肇事的案子还没结案，民警之前没跟你说过要留在本地处理后续事宜吗？”古川问马凤兰。她点点头，说警察的确说过现在还不能走，但她不能不走，因为房子早就为了还债卖掉了，现在的住处是租来的。
另外，马凤兰的丈夫生前告诉她这笔钱是给别人“帮忙”的报酬，但忙还没帮，丈夫就死了。她既担心“大马棒”找她把钱要回去，又担心车祸赔偿要花一大笔钱，而自己咨询过保险公司，对方说醉驾拒赔，双方所有损失都得自家承担。思来想去，马凤兰觉得这笔钱无论是被“大马棒”要走还是拿去赔偿车祸，自己都落不下一分钱。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此用来还债，多少能给自己和儿子换个清静。
“一共还了多少钱？”古川问她。
“二十三万多。名字都在那个本子上，还有四五家没还。本来我中午拿钱出门就是去还钱的，结果被你们堵住了……”马凤兰说。
“这些钱都是那个‘大马棒’送来的吗？”古川接着问。
马凤兰点点头，说是的，听丈夫说“大马棒”是个吸毒的，人很坏，但他的老板很有钱。这次丈夫虽然拿回了三十二万元现金，但出事前一直在骂“大马棒”，好像是说之前约好了三十五万元，但只送来三十二万元，他怀疑其余三万元被“大马棒”私吞了。
“你丈夫车祸后，那个‘大马棒’来找你要回过那笔钱吗？”古川接着问马凤兰。
她摇摇头，说虽然丈夫出事后没人来找自己要回那笔钱，但她心里还是非常紧张，所以这几天一直在着急忙慌地还债。她想的是只要把债务清了，即便“大马棒”来要钱，她也大不了就像以前拖码钱那样拖着他呗，其他的事顾不了那么多了。
讲到这里，连马凤兰自己似乎都明白了一些事情。
“警官，难道他们找老何‘帮忙’，说的就是这次车祸吗？”马凤兰一脸惊骇地问古川。古川哂笑着说：“你觉得呢？这问题我还想问你呢。你丈夫死后那么大笔钱人家不找你要，你觉得他是在可怜你们家吗？”
马凤兰沉默了。
“你丈夫出事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吗？”事故科交警接过了话题，他们同样想了解那起车祸，因为关系到案子是继续放在自己手里还是移交给刑侦部门处置。
“以前没往那方面想，但现在想想，确实有些反常的地方。”马凤兰说。她回忆起来的反常大概有两点，一是丈夫开面包车做货运工的钱一直是日结，因为自己几乎每天都要还债，手里根本没有余钱，应付债主和日常生活都得靠丈夫的日结工资。但出事前半个月，丈夫每天按时出车，但拿回来的钱越来越少，有时甚至一分钱都拿不回来，要找邻居借钱加油，两人为此还吵过嘴。二是事发前几天丈夫似乎有了一些秘密。之前两口子之间无话不谈，接打电话也都在屋里，但车祸前几天电话一响丈夫就跑到卧室接。有一次甚至凌晨两三点接到电话，他还要跑到屋外去接听。马凤兰问过丈夫，他只说是挺重要的“业务电话”，怕屋里声音吵听不清楚，或是担心吵到家人休息。
“你那边之前查过他的手机通话记录吗？”古川扭头问事故科交警。交警说之前没朝这方面想，后来发现何某跟踪古川的车子后，找人调过事故前的通话记录，但也没发现什么。
古川想了想，拜托交警再核实一遍通话记录。交警说之前他们已经核实过了，何某毕竟是在街上跑货运的司机，平时免不了四处发放名片，自然也就有各色人等联系他，其中一些手机卡压根儿不是实名制的，找不到具体机主。因此通话记录体现不出什么，交警劝古川想别的办法。
但古川笑了笑，说：“不是半夜有人联系过他吗？那个时间打电话的人很少，也很好找，你们把那个电话号码给我就行。”
古川知道老毒幺子“大马棒”肯定拿不出三十二万，给何某的这笔钱一定是那个“背后老板”出的。但那人是谁？又为什么要给何某这笔钱？何某给他帮的忙难道就是那起车祸吗？
交警同事很快传来了那个凌晨两点联系何某的电话，是联通号码。古川核实了注册机主信息，从姓名和出生年月看应该不是实际使用者。虽然自二〇一五年开始，南安市便在落实电话卡实名制工作，但难免有一些漏网之鱼存在。古川思考了一下，上平台找出“大马棒”的手机号码比对，果不其然，就是他。
从杜强的案子到自己车上的gps定位器，再到刘茂文的车祸，一切谜底集中在那个“大马棒”身上。或许找到他，所有事情也就弄清楚了。
但问题是“大马棒”去哪儿了呢？
古川把“大马棒”的信息在警综平台和大情报平台上滚了一通，没有任何收获。查了兄弟单位的办案记录，也没发现“大马棒”被拘留或送强制隔离戒毒的消息。打电话给几个以前常跟“大马棒”混在一起的吸毒人员问，他们也都说最近一段时间没见过他。
犹豫再三，古川拿起电话打给了陈梦龙，毕竟之前“大马棒”的邻居说过，最后一次见到“大马棒”是他被陈梦龙带走。虽然之前跟陈梦龙闹得有些不愉快，但古川觉得他毕竟还是个警察，这种事情上应该能把握分寸。
但奇怪的是，陈梦龙的电话又打不通了。古川反复试了很多次，不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就是长时间无人接听，令他不得不怀疑陈梦龙把自己的手机号码拉进了黑名单。自上次在机场停车场为姬广华的事情打了一架后，两人的关系产生了些许变化。此前陈梦龙虽然“浑不懔”，但平时对古川还算不错，古川有事他基本会应，有时还在工作上指点古川。但那件事后，陈梦龙似乎对古川也不理不睬了。
其实古川心里有些可怜陈梦龙。
十年前，头上顶着“全局最年轻刑警队长”“优秀刑警”光环的陈梦龙，一度被认为是南安市公安局未来的刑侦中坚力量。当年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刘安东甚至一度把陈梦龙比作“二十年前的自己”。按照他当时的逻辑，二十年后的陈梦龙也应该是后来的刘安东才对。
现实的陈梦龙却成了这般样子。有人说是因为刘三青。当年陈梦龙违反条例让刘三青单独押送毒品证物返回，导致刘三青携毒潜逃，局里把他一撸到底，断了他的仕途念想。也有人说是古建国的死给了陈梦龙打击，让他一蹶不振。古川和陈梦龙共事之后也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陈梦龙对此闭口不谈。
“可惜了，警校的高才生，一来就给老古做徒弟，三年当上刑侦骨干，五年提了副大队长。当年多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倒好，同批的人都混成了分局领导，他却‘山倒神流鼻涕——越混越倒退’……”同事们多感慨道。
古川去找徐晓华，他是陈梦龙在派出所的直属领导，应该能联系上陈梦龙。但徐晓华也打了一通电话，待遇跟古川一样。“妈的这个‘坨坨’又搞什么？怎么连我的电话都不接！”徐晓华骂道。古川看他也没辙，只好另想办法。
无奈之下，古川打给还在公安局机关处理刘茂文后事的蔡所长，请他在局里找找陈梦龙。蔡所长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古川向他简要讲述了马凤兰的事情。蔡所听完后也说确实需要赶紧找到“大马棒”，但这几天没在局里见到陈梦龙。他让古川先沉住气，他先找找，找不到的话再去问宋局。说完蔡所挂了电话，古川开始等他的消息。
这一等，就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