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学习还在继续，徐晓华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在会议室里回荡着，古川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漫无目的地做些记录，不时抬起头瞧瞧周围同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其他人的状态也跟古川差不多，只有那几位老同志一边夹着烟一边摆弄手机，白色的烟雾从他们食指和中指间升腾起来。
“新城北路所的张广平、赵德志、徐军，谁他妈让你们在会场抽烟的？立刻把烟灭了！徐晓华，你是眼睛长在脑袋后面还是鼻子搁在家里了？这三个家伙公然在办公场所抽烟你看不见吗？！”会议室喇叭里突然传来一声爆着粗口的怒斥。古川抬头看屏幕，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宋庆来正坐在屏幕前，估计是视频巡视时发现了这三个老烟枪。
宋庆来是公安局领导里有名的不好惹，资历比这几个老烟枪还要老，老烟枪们自觉惹不起，急忙把烟灭了。
那天古川再见到刘茂文已是晚上。古川很想知道他白天去了哪里，是不是与自己说的那件事有关，但刘茂文没有找过他，之后也没跟他提过杜强的事情。有几次古川主动提起，刘茂文都借故把话题岔开。古川不懂其中缘由，但也不好再问。
一次去谢金那里，谢金问起之前给古川的五人名单，古川说除了“斑斑”和杜强外，其他三人都有了下落。谢金没再说这份名单的事情，却告诉古川，自己好像被人跟踪了。
“谁？什么时候？为什么跟踪你？”没等谢金说完，古川便紧张地接连发问。
谢金把手机递给古川，上面显示有四张照片。
前两张照片上是一个身着黑色冲锋衣、骑黑色摩托车、戴墨绿色头盔的骑士，应该是谢金通过后视镜拍的。骑车人捂得严严实实，看不到长相。第三张照片上的男子站在一家便利店门口，戴黑色鸭舌帽，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身材也不魁梧，看不出年纪。第四张照片是谢金截取的宇泰物流正门监控截图，照片中的男子同样骑摩托车且全副武装，看不到正脸。
古川反复翻看着四张照片，有种说不出来的奇怪感觉。
“就上个月吧，保安跟我说有个骑摩托车的人总跟我前后脚到公司，但又从不进门。这段时间我上下班路上留意了一下，确实看到这么个人。”谢金说，他怀疑还是跟之前举报“赵龙”一事有关。
古川盯着照片出神。“怎么看上去不像个男人呢？”他的语气稍有戏谑，因为一张骑行的照片里，骑手弯腰的姿势似乎有些妖娆。谢金要过手机看了一眼，说哪里“妖娆”了，公路赛摩托车不都这么骑？
“这事你自己帮我查查就行，查不着就算了，别惊动茂文教导员那边。他平时工作太忙，我不想给他添麻烦。也不用告诉陈梦龙，这家伙整天混日子，跟他说了也没用。”谢金补充道。古川点点头。
“跟我讲讲那个杜强吧？警综平台上没有他的资料，刘所似乎也不愿多提这人。”古川接着说。
谢金点点头说，好的。
杜强一九七三年出生，原南安市汽车运输公司职工。谢金说，杜强的特殊身份来自他的大伯，原南安市钢铁厂厂长杜展平。
杜展平兄弟二人，杜强父亲去世得早，杜强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跟随杜展平生活。杜展平本人没有孩子，一直把侄子杜强当成儿子抚养。当时杜展平担任南安市钢铁厂一把手，因属省管企业，还兼任着南安市主管重工业的副市长。
也是因为这层因素，杜强当年才能够进入炙手可热的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当然，之所以没进钢铁厂，是因为那时钢铁厂职工的工资远不如运输公司高。
“大部分人不知道杜强的背景，但我父亲当时也在市里工作。一九九一年，杜强一来运输公司报到父亲便把情况跟我讲了，还嘱咐我平时照顾一下这个‘小兄弟’。当时我没太当回事，因为那时运输公司有不少南安市的领导子弟，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很快就能玩到一起去，不需要我专门‘照顾’。”谢金说。
但他没想到的是，杜强这家伙不但没跟大家玩到一块儿，反而自己“玩”出了花。有人向谢金反映，杜强吸毒，不仅自己吸，还帮人“带货”。运输公司分给他的单身宿舍里经常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一看模样就知道是“搞那口的”。
谢金抓过杜强几次，还把情况告诉了古建国。那时陈梦龙正好在新城北路派出所工作，所以古建国就把杜强的事情交给了他，谢金也是从那开始和陈梦龙熟络起来的。
再之后的事情谢金也不知道了，因为后来运输公司借着清理住宿的由头收回了那些本地职工的单身宿舍。从那以后，杜强除了领工资便不怎么来运输公司上班了。谢金乐得麻烦自己走了，也没再管这事。
古川查了谢金交代的这个骑车人，但似乎没什么发现。照片上的摩托车很漂亮，也比较少见，是辆跑车，但没有牌照。古川想从摩托车查起，想起新城北路派出所的同事小王也骑了一辆类似的摩托，可能懂行些，便找他问情况。
小王看过照片后说自己的车跟照片上的这辆车没法比，自己那是一辆国产山寨车，只是因为好看才买的。而照片里是一辆进口车，看外观应该是川崎h2，价格能买十辆自己的车。
“有钱人啊！真要是h2，办落地得小四十万吧，能买辆很不错的轿车了。这事你得去找交警或者摩托车发烧友问，如果不是深度中毒且钱多得没处花，谁会买这个？”小王说。
古川去了交警队，但交警看过照片后说应该不是南安的车，因为档案里这几年没有这种型号的摩托车上牌。有可能是走私车，也有可能根本就是改装外观的车，只能帮古川留意一下，如果发现了这台车就通知他。
古川又通过小王联系了几位摩托车发烧友，他们看过照片后大多说没有印象，只有一位发烧友说好像在江景路的城中村里见过这辆车，但具体位置早就不记得了。几人说回去帮忙在圈子里打听一下，但也让古川如果找到了这台车记得告诉他们，他们也挺好奇的。
一番寻找无果后，古川也只好作罢。
二〇一五年六月，山城分局针对桥北地区开展的毒品专项行动宣告结束，分局为此还召开了表彰大会，古川因成绩突出得到了分局领导的嘉奖。与他同时得到表彰的，还有刘茂文和新城北路派出所责任区刑警中队的全体成员，连陈梦龙也得到了一张奖状。他把奖状胡乱塞进办公室的书柜里，看样子并没当回事。
但这也算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毕竟大家忙活一场。结束后刘茂文本来提出找个时间大家一起吃饭庆祝一下，他来做东，但那段时间他又似乎十分忙碌，聚餐的话虽放出去了，却一直没兑现。
古川无疑是这场专项行动中付出最多也收获最大的人。他回家把奖状和证书交给母亲，母亲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进柜子，和另外一大摞证书、奖状放在一起。古川知道那些是父亲当年拿到的立功受奖凭证。跟父亲当年的功绩相比，从警五年来他取得的这些成绩简直不值一提。
尤其是眼下这场为期大半年的毒品专项行动，在古川看来如同一场表演。说是分局牵头，其实只有新城北路派出所在忙活。更确切地说，不过是他在谢金的帮助下摸出几个小毒贩的位置，然后刘茂文在他的指引下带着刑警中队端了几个不大不小的毒窝。前后确实抓了不少涉毒人员，但全都是小杂鱼，连盘像样的菜都算不上。
古川对自己面临的处境有了些许烦躁的情绪。刘三青、杜强、谢金、刘茂文、陈梦龙，这些人和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在他眼里变得越来越复杂。原本他只需要关注刘三青，现在看来仿佛被卷进了一个旋涡之中，自己也说不清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了。
“我还以为领导平时工作太忙，把咱这事给忘了呢。”分局表彰大会结束后，回来的路上古川搭刘茂文便车，刘茂文说，“我当初猜得没错，这次‘专项行动’就是因为谢总那事的缘故才搞起来的，不然咋会这么不紧不慢的。不过还是上级领导想得周全，还记得最后开个收尾大会。”
“真要想在桥北扫毒，完全不能是这么个搞法。”刘茂文一边开车一边说。
“那该是个啥样的搞法呢？”古川也感觉无趣，只是话赶话说到了这里。
刘茂文笑笑，没再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