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更荒唐一些的，还有：喝砷和水银制成的“解毒糖浆”，圣水当然不能缺席，还有应用石膏或翡翠之类的宝石，它们被称为“奇迹之石”。
除去内服外用，自然也不能缺了手术。
在手术方面，除了常见的放血疗法，还出现了挤出淋巴腺肿包的脓血再用烙铁灼烧伤口止血手术。
如此医术，也难怪十四世纪的法国作家吉恩·伏瓦萨吐槽：“医生需要三种宝贵的品质：会撒谎，会假装诚恳，还有把病人医死也毫不自责的强大内心。”
然而就算是古老的西医们会撒谎会假装诚恳还会把病人医死也毫不自责，但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法子显然对付不了黑死病。
既然医学治不了黑死病，那就试试玄学？
比如，不洗澡，让灰尘覆盖住整个身体，不让疾病进入身体，自然也就不会得病了？
又比如鞭笞患者祈求上帝开恩的“治疗方法”，反正治也治不好了，不如求一求上帝，万一管用呢？
15世纪的威尼斯甚至还出版了一张示意图，标明了人体不同部位对应的星座归属，用于指导治疗不同症状的放血手段……
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十四世纪中期到十六世纪，黑死病在欧洲几乎每隔10年就要爆发一次。
而在这几百年间，欧洲的老西医们积极编撰了300余部关于黑死病的医学专著，对于黑死病爆发的原因众说纷纭，始终未有定论，至于如何防治，就更加千奇百怪。
唯一比较有用的发现，大概就是隔离，还有“快逃，逃得远远的，晚点回来”。
当然，就算总结出这两点，其实也没有什么鸟用。
1664年，相对于其他欧洲地区而言城市化程度较高的英国伦敦再次栽倒在黑死病这个坑里。
贯彻“快逃”的历史经验，贵族和富人最先逃离伦敦城，然后那些在乡下有房产的中产阶层也跑了，甚至有的教区的神职人员都跑了，这让民众感到受了背叛——幸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敦主教和伦敦市长还是坚持留了下来。
疫情爆发几个月后，上议院讨论防疫措施的会议仅仅通过两项法令：禁止在富人区修建瘟疫医院；以及禁止将贵族隔离。
管事的人跑掉太多，市政府濒临瘫痪，除了发布一下黑死病指南什么事都做不了。指南里的治疗方案也没比十四世纪进步多少，例如“24克独角兽的角”、“3钱鸦片兑白兰地”。
当然，这样昂贵稀有的药方平民百姓反正也消费不起，底层民众只能竭其所能自救。小商贩不敢再直接接触钱币，买东西请把铜板投进装了水的瓶子里，屋子要用迷迭香、醋和松枝熏，连信件也要熏过才能碰。这使得迷迭香价格飞涨，从一先令买一大捧变成六先令一小撮。
圣当斯顿教区执事亨利·多赛特将他教区的经费使用情况一五一十记录当年圣当斯顿教区委员会带领群众抗击疫情的基层工作：
“库帕尔兼任守门人，每周4先令”（库帕尔原本是这个教区负责派发救济粮的人。黑死病期间一旦某户有人被感染，警队就会叫铁匠来把这户家门锁死，门上用红漆刷上红十字，警示街坊不要靠近。教区还会另外雇佣守门人看守有患者的家庭防止他们破门而出）
“支付铁匠盖尔锁链、挂锁、及安装费，三先令两便士。”
“安德鲁家寡妇的挂锁的钥匙交给了守门人达德利。”
“寡妇布里格和曼登担任搜寻人，每周两先令。”（搜寻人负责每天进入有患者的家庭查看患者是否已经死亡，工作风险很大，一般高薪雇佣贫穷寡妇。她们同时还负责给隔离家庭带去基本的食物和水）
“寡妇布里格发现安德鲁家寡妇已死，他家养子还活着。继续锁上。”
“安德鲁家养子已死，所送食物和水共计一先令，棺材一先令，并支付掘墓人佩尼一先令。”
“掘墓人佩尼及其妻并两幼子隔离，本教区掘墓工作转交给佩尼长子。”
“掘墓人佩尼两幼子已死，约瑟夫将弟弟们埋葬。”
“守门人库帕尔已隔离，支付铁匠盖尔挂锁一先令六便士。”
“铁匠盖尔已隔离。”
“掘墓人约瑟夫已死。”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的最后的掘墓人约瑟夫死在瘟疫的最后两个月，多赛特的账目里只记了约瑟夫的死亡，而当时伦敦的情况当时已经没有可能将死者单独埋葬，尸体只能被扔进教区内挖出的五个万人坑之一。
伦敦的黑死病是在1665年，而永乐二十一年的欧洲医生……
杨少峰忍不住笑了起来：“以后不要说自己是医生了。”
听了江鑫龙的翻译之后，格格巫却分外的不服气，甚至还有点儿委屈：“为什么？我治好了很多病人，十个里面只有三四个是个治不好的，主要宠召他们，我也没有办法呀。”
对于格格巫的这个问题，江鑫龙连翻译都懒得翻译，而是直接告诉了格格巫答案：“治疗十个人，死上三四个，这已经不是庸不庸医的问题，而是病患家属会活活打死你的问题！
还有，别说你的医术在你们那里已经很厉害了，你这水平随便在大明找个大夫都比你强，你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大夫！明白了吧！”
“那我要学习大明的医术！”
格格巫立即转变了态度：“我可不想一辈子光给人剃头，我要做一个医生！”
杨少峰正想点头，朱高燧的脸色却黑了下来：“做什么大夫！老老实实的把那个新大陆的事情说一说，回头跟着本王去找新大陆去！”
一听到新大陆这三个字，杨少峰顿时竖起了耳朵：“新大陆？什么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