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通达最近的主要任务，是协调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中的重大事项，直接对萧名学负责，因为他此时还兼任了一个明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组的副组长职务。
虽然说这个职务未必就需要他天天下工地去查看进度，但是每隔两天过去听取一下工程负责人的汇报，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也闹得他这几天回来的时候，经常是风尘仆仆的模样儿。
听了儿子关于出租车司机的一番话之后，陈通达的心里面也颇有些不平静，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他所了解的也不少。
除了儿子所说的这些情况以外，陈通达也听说过，当司机们跟公司谈判，发现自己的权利不能维护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走诉讼渠道和上访，但是上访最后是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自然是很不乐观的，他们的上访依然到处碰壁，好多司机就说苦点、累点都没事，但是苦点、累点让他们觉得最失望的，就是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一些司机到各地去上访、反映情况，回去就被抓捕或者判刑，这就让司机感到非常寒心。
跟公司谈判的路走不通，跟政府反映情况的渠道也不通，最后问题解决不了，反过来有些司机可能因此而获刑。
想要走司法渠道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的法院和政府频频出台文件，不允许法院受理出租司机状告出租公司的案子，就连京城的高院也出台过类似的文件。
这就意味着把司机的诉讼权、表达权、维护权利的所有途径全部阻断了。
“出租车行业的真正开始发展是从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国内的出租车行业主要是由于大量的需求，各种单位开始办出租车公司，包括很多个人自己买的车，也开始出租车运营。”陈通达回忆着以前的情况，对儿子说道，“然后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步的纳入了这样一个出租车行业管理，就开始要有顶灯、有计价器，有计费，各种系统。出租车的大发展是从九二年开始的，邓公南巡提出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也就是南巡引发了整个出租车行业的井喷式的发展。”
陈明洛点点头，知道这话说的不假，也就是从九二年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出租车数量翻番，就像是西岭省的省城阳朔，从九二年到九四年期间，出租车从原来的一千来辆一下子就发展到一万两千多辆。
正因为保有量太高了，竞争也残酷了，所以到了现在，全国性的进入了出租车数量的管制、控制这样一种模式，新审批的公司已经很少了，就好像是后来的吧审批一样，很难有新的力量加入。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种垄断经营——”陈通达说道，“什么力量在推动垄断经营？你肯定是认为政府本身，尤其是主管部门在这个里面本身就有一些利益，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是一定的，国内这种现状，凡是赚钱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依靠垄断经营。”陈明洛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一点，“凡是赔钱的，那都是因为无法垄断经营。”
他说这句话，是因为想到了自己正在进行之中的元明粉生产项目，这东西在国内也算得上是垄断经营了，只有几家国营大厂子占据了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九十九，掌握了市场份额也就等于掌握了定价权，至于说零星的几家小厂子，根本就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就算是他们能够低价销售，对于整个市场而言也无足轻重。
当然了，虽然说陈明洛的节水型龙头也算得上是垄断经营，但是这个跟元明粉或者说出租车市场的垄断是截然不同的，他这个应该算是技术性垄断，是有科技含量的，而元明粉和出租车市场的垄断则是资源性的，完全由掌握了源头的企业说了算。
政府在出租车行业中肯定是存在利益关系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公司化管理之后，出租车公司实际上行使的是政府的出租车二级管理职能，这对于政府职能部门是有利的，因为出租车公司的出现减轻了他们的工作。
“人都是有劣根性的，尤其是中国人更是如此，当然了，中国的官员们更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想少干活多拿钱，如果司机很多了他管起来就会很辛苦，这是一个客观原因。”陈通达认真地说道，“除此之外就是间接利益方面的问题，有很多地方政府关于出租车的职能管理部门都是自主事业单位，而他的费用是来自出租车公司、来自每一个司机，这样他就跟出租车公司形成了经济上的一种联盟。除了从公共领域直接拿来的利益以外，很多出租车公司每年都要给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进贡或者，这些花销从何而来，自然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事实上，现在尽管有很多司机是个体经营，但是他们依然要挂靠在公司旗下。”
陈明洛点点头，这个也是国人的习惯，当了这么久的顺民，都认为国营的才是正规的，其他的都是不靠谱儿的，也算是一个特色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有的时候，他甚至在想，国内的出租车市场为什么不完全放开？
完全放开的话，全部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也就不存在现在的这些因为名额限制或者经营权所有权之争所造成的各种纠纷了，说起来，现在的种种矛盾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政府方面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