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觉得皇帝的权力就是没有边界的，只不过是摆到桌面上，还是没有摆到桌面上的区别。人人都守规矩，人人都敬规矩，这规矩自然就形成了。”
张煌言头脑中如同刮了一阵旋风，一直以来没有想通的问题被郑经的一句‘王在法下’融会贯通了。
从前的误区总在皇帝言出法随，圣旨说一不二，即使知道圣旨也不是万能的，没有大臣的支持圣旨连皇宫都出不去，长久的惯性思维还是认为皇帝大如天。
“世子若是真的能够做到王在法下，一切遵循法度行事，老夫愿倾其一生辅佐世子。”
“那就请先生拭目以待，想要做到王在法下，首先要解决法由谁立，每个人权力边界该如何界定，比如说寡人自己定法，规定天下没有能够惩治寡人之法，寡人就可以行事百无禁忌，这显然是违背了王在法下的真谛。”
“世子是说，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立法部门，这个部门的没有任何权力，无论编纂出什么样的法典，执行的人都不是他们。
不过他们应该是不受干扰的，一旦编纂的法律通过，所有人就必须无条件执行。”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立法部门的人员要非常地广泛，必须包括各行各业，要照顾到各个行业所有人的实际需求。”
郑经提出的听取广泛的意见，照顾到各个群体的观念，张煌言非常的赞同。明清鼎革之际，正是华夏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这个时候任何的观点只要能够有一套能够自洽的理论，都不会显得怪异虚妄。
郑经的这些观点，对于明末的思想者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理论，无论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均天下，还是黄宗羲的限制君权，总结起来都有了一些民本思想。
若不是满清开历史的倒车，将华夏变成半奴隶制社会，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华夏很有可能已经与西方列强一样站在了世界的最顶端。
满清对华夏最大的贡献是奠定了华夏版图基础，使得华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满清最大的害处不是后来的异族入侵，使得华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是满清一以贯之的文字狱，让华夏的思想变得僵化，以至于后来民智开启之后，出现了一味地否定自己的历史的怪现象。
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长期奴化思想之后，自我不认同的思想彻底释放出来的产物。重塑民族认同，华夏思想，我们走了多少年。
到现在崇洋媚外者依然比比皆是，这些人都是一脉相承，从根子里都是对华夏文化持否定态度。可以说张煌言其实说的没错，长远来看思想问题要比物质问题更加的重要。
张煌言很清楚，一旦按照郑经的这个思路去进行立法，儒生再想一家独大已经绝无可能，因为这个立法部门不可能任由儒生一家说了算。
对于这样的结果，张煌言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儒家现在的思想太过僵化，有了竞争者，更有利于儒家做出改进。
儒家一家独大的日子太久了，能够在竞争中胜出，才能更加的显出儒家的重要性，想要做出改变，就不能再抱着原来的那些除了经史子集其他全是垃圾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