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垣不太想起第一次遇见富小景那天，偶尔想起，总要伴随着头痛。
那天他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七年没联系他的母亲竟然托小姨找到他，还交给了他一封信，信是他妈妈在美利坚写的，上面说这些年她一直在为把他接到美国做准备，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离开他的每一天她都不曾睡过一次好觉，她知道这些年他受了很多苦，等他来美国后她会一一补偿他。母亲在信里建议顾垣，让他把顾桢——也就是顾垣的父亲，送到精神病院，法院不会允许一个精神病人来抚养孩子，她在国内联系了律师，律师会配合他与顾桢解除抚养关系，并帮他去美国。
顾垣是到美国很久之后才知道，母亲接他去美国，只是一个临时打算，并非七年间日思夜想的决定。在来信之前，她母亲第三次试管婴儿失败，再拥有一个孩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能来美国，并不需要感谢他母亲，而是要感谢他没有出生的弟弟妹妹。
多年之后，他发现，他之所以不能原谅他母亲，不是因为她为了未来的幸福果断地放弃他，而是实在不能忍受信上那些冠冕堂皇的字句，因为他傻x兮兮地相信了。他实在不能原谅自己的傻x。
也是在他看到母亲来信的那天，他在父亲的邮箱里看到了拒稿信，虽然他早就预料到这件事的来临，但当事情真到来时，他发现自己确实没什么应对的方法。
他父亲是一名重度躁郁症患者，在患病初期曾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感情上的失落和事业上的不如意加剧了他的病症，偏偏他又拒绝服药，到后来，教务处已经不再给他排课，他在学校领一份微薄的工资。
他的父亲时躁时郁，并没有明显的规律。偶尔也有正常的时刻，这个时候，父亲对他很不错。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
在躁狂期，顾桢的自信往往会过于爆棚，他竟然认为自己证明了黎曼猜想，而那个证明过程在中学生顾垣看来，都有着过于明显的漏洞，顾桢迫不及待把自己证明黎曼猜想的成就向那些早已评上教授副教授的同学们炫耀。那些同学，在顾桢眼里，都是扶不起的井底之蛙，每天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修修补补，稍稍有一点小成绩就恨不得拿到期刊去投稿，一点儿没有大数学家的气象，真正的数学家，怎么能不向最难的问题发起挑战。偏偏这些人蝇营狗苟，现在却都比他混得好。
顾垣知道，一旦他父亲收到期刊的拒稿信，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七年了，他从一开始的惊恐害怕到后来的漠然，进步最大的是他的拳脚，他打架的本领是和父亲一次次过招练出来的，从最开始的被动挨打到后来勉强能打成平手，不过大多时候还是顾桢略胜一筹，病人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能对人哪怕是亲儿子下死手的，但顾垣不敢对他的父亲下死手。
打架这种事永远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顾桢不仅不要自己的命，也不要儿子的命，顾垣比不了他。
最开始被打，往往是为了一件事。
顾桢在躁狂期各类欲望都很强烈，首要的就是情欲。他家住的是三层的小别墅，民国时建造的，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造时每间卧室都有卫生间，后来充公，在一段时间充当了学校的公用宿舍，房间也改造得面目全非，文革平反后，这幢老房子又还了回来，顾垣打小就和父母长在这幢中不中洋不洋的房子里，后来他妈去了美国，他和父亲继续留守。
母亲离开时，顾桢的病情并不严重，可如果她以此为名要儿子的抚养权，几乎可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没有，母亲自走后就再没跟他有过联系。
他母亲走后，这幢房子里来过很多女人，顾桢个子高，长得也颇有些书卷气，又会玩乐器，有稳定职业，当他处于躁狂期而又不那么严重时，魅力有增无减，俘获了不少女人的芳心。
顾垣几乎向来家里的每个女人都出示过顾桢的诊断证书，让她们离他父亲远点儿。而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都会拿他的话去和顾桢对质，顾桢并不觉得自己有病，相反把确诊他有病的医生骂成是庸医，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把他当病人，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拿着诊断书让女人们离开他时，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这个长相肖似前妻的儿子每每都能激发他性格里最残暴的那一部分。
虽然那些女人都是他父亲的受害者，但并不妨碍顾垣觉得她们愚蠢，有时他甚至觉得把父亲推向这些愚蠢的女人是个不错的办法，至少这些人可以为他分担一些火力。
而当下一个愚蠢的女人准备入驻他家时，顾垣依然会初具他父亲的诊断书。
他毁掉了顾桢拥有短暂幸福的所有可能。
作为对他的反击，顾桢还给了他一些抹不掉的疤。
躁狂期同样旺盛的还有顾桢的购物欲，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会给自己买一堆东西，但买来就堆着也不用，他除了给自己买，偶尔也会给儿子买，在九十年代末，他会发五千块钱给儿子买一根萨克斯管，他也会给顾垣买最趁手的键盘，尽管敲击键盘的手还存留着他留下的伤口。
顾桢的薪资微薄，但平反后除房子之外还归还了一些古董家具，父子俩的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一旦日子揭不开锅，顾桢就会去变卖一些家当，等拿了钱，两人的窘境就会有所好转，然后无限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