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真真心中疑惑，她问道：“有哪里不妥当吗？”
“不妥当倒说不上。”卓编辑连连摆手，“只是有些地方读者争议比较大，你要是改了，销量或许更好些。”
“那就请您详细说说吧。”
《相夫教子》这本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下场都不见得好，大姐二姐是封建社会中婚姻的牺牲品，三姐，四姐虽然脱离了那个家，却也受了数不尽的苦楚。
尤其是三姐晚玉，她性子躁，脑子也没四姐灵活，只知道蛮干，不晓得变通，可想而知，在这男人说话才有分量的世界中，她这样一个女孩子，会遭受些什么？
嘲笑，侮辱，谩骂……这些其实都不算得什么。最令人心有不甘的是，承受了所有风雨打击，付出了自己能付出的一切，到头来却一事无成。
她是不能干吗？不，她是能干的。
她是不努力吗？不，她是努力的。
可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人家不认可你，你再能干，再努力，不过是场笑话，所有的血汗，都只能换来冷眼和嘲笑。
而四姐纯玉和她不一样，她脑子更活，更聪明，她知道，一个女子，要想在一万个男人中活出个人样来，自己就先得长出一万个心眼，所以她聪明到了近乎狡诈的地步。
正是因为她和姐姐的不同，所以她最终混出了头。
这两姐妹在读者中的争议非常大，有人认为，晚玉勤劳能干，性情直爽，应该得到好下场，而不是在受苦受累，蹉跎半生后，依旧一事无成，劳苦加身。
而纯玉，人们一方面爱她的聪慧机灵，爱她的镇定自若，好像天大的事都难不倒她，一方面又觉得她的性子实在太冷硬了些，不符合传统的孝悌观念。
对于父母，她不听从他们的安排，私自逃家，未曾尽孝，只在他们晚年时，给够刚刚能维持生活的赡养费。
对于大姐，她几次三番劝阻未果后，索性直接放弃，再也不管。
对于二姐，她恨她始终为了孩子而妥协，所以不到二姐山穷水尽时，她绝不会轻易出手相帮，因而显得冷酷无情。
她还有一个小弟，是梅家夫妇的老来子，因生了四个女儿，才生下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两口子将梅小弟看得十分精贵，性子也养得特别娇纵，小时还好，等长大了，简直无法无天，什么事都敢干。
后来梅小弟长到十八九岁，年轻力壮却游手好闲，总爱跑去勾栏院里厮混，成天沾花惹草，勾三搭四，什么女人的被窝都敢钻。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因色迷心窍，他跟别人家的姨太太偷情，却被男主人撞个正着，当即被打断了三条腿，连传宗接代的作用都没了。
梅小弟的下场不可谓不惨，可作为同胞的姐姐，纯玉却说他咎由自取。
就是这一点，又来了更大的争议，如今虽说学习西方思想，要开放，要进步，但事实上，总体的社会风气依然是封建的，传统的，也就是说，这依旧是个男权社会。
在男权社会中，哪怕是为女性争取一点点的自由，都要谨慎小心，再三斟酌，以免引起道学家的唾骂指责，更别说赤|裸裸的将男子的丑恶之处暴露出来。
尤其在这本书中，四姐聪慧机灵，又积极向上，与不学无术，一事无成的小弟形成强烈对比，更引来许多读者的抗议。
很多人不能接受书中的男性角色竟然这样丑陋，更可怕的是，只要细细思索，就会发现现实跟小说何其相像，简直使他们恐慌：若是有女子读了这个故事，想通了一些不该想通的事，“歪了性情”怎么办？
思想落后者会被这本书触怒，因为书中的女性，要么在男权下受到压迫剥削，要么比男子还有智慧有才干。
可一来女子从父从夫从子不是千百年来的道理吗？怎么能说受到了欺压呢？二来，女人比不过男人，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这个故事，尽传些歪理邪说！
自认思想开明的进步青年也有许多感到恼怒的，大部分人还停留在“我即世界”的层面上，他们认为自己进步了，别人就一样进步了，又或者明知道这世上还是封建老顽固居多，可是……
“也没坏到那种地步呀。”
“怎么能把男子写得这么丑恶？”
揭开那层遮羞布，是很伤颜面的事。不是没有人能领会这个故事想要表达的思想，可真正能正视这一切的，只是少数。
所以卓编辑就说：“要不要把梅小弟的那一部分改一改？让他改过自新如何？”
容真真想了想，摇摇头道：“不妥，我当然知道世上并不都是‘梅小弟’。可是，落后者比进步者多，愚昧者比开明者多，这难道不是摆在眼前的现状吗？”
“这世上是有积极上进，尊重女性的男子的，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我要写的是大多数，而不是一千个一万个人里挑出的一两个好人。”
“再者，”她说道，“三姐，四姐的命运也是不能轻易更改的，女子生存本就不易，要想像男子一样堂堂正正的活着，并争取跟他们一样的权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有的时候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的书写出来，会有很多女子看到， 我不能让她们觉得这个世界很温柔，轻轻松松就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如果我这样写了，就是在害人。”
有些女子抱有一种近乎愚蠢的天真，觉得自己只要嚷嚷两句就是在反抗，就是在争取，就能得到平等，自由。
然而，在这个父权，夫权为主的社会里，用这样的天真去讨要自己的权利，更大可能得到的，不是施舍般的纵容，而是血淋淋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