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智还带来了5个徒弟，都是县印刷厂的下岗职工。
和陈观握手后，徐文智就请陈观查看印出的样书。
《资治通鉴》是北宋名臣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全书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书名是宋神宗所赐，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中国古代史学典籍的双壁，司马迁和司马光，在史学界被并称为“史学两司马”。据说，一部《资治通鉴》，一手缔造了共和国的老人家生前研读17遍！
陈观之所以让徐文智他们用雕班印刷术印《资治通鉴》，是有缘故的。
徐文智在北京那家印刷厂工作时，干的就是修复古籍的活儿。印刷厂本身有一套宋末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注本的木板雕版，这是公认的最通行的《资治通鉴》版本，原本视若珍宝。文革****期间，印刷厂造反派当权，这么珍贵的《资治通鉴》雕版竟然无人保管，眼见就要散失损坏了。徐文智孤身一身在厂里，不敢参加造反派组织，见这么珍贵的雕版无人保护，就去找造反派头头反映，没想到第二天造反派头头说是印刷厂要除四旧，只印红宝书就行，这种东西得立即销毁。徐文智一看弄砸了，不汇报也算了，一汇报竟然给雕版带来了灭顶之灾，赶紧报告说他愿意负责销毁这套雕版，保证毁尸灭迹、销毁干净。当时，造反派头头还表扬徐文智有觉悟呢！结果，徐文智找了几个人帮忙，用架子车把这套雕版运出了印刷厂，说是要拉到外面去销毁。谁也不知道，徐文智把这些雕版拉出印刷厂后，拉到了一个收破烂的废品收购点，进行装箱后，在箱子上写上了当时的政治标语，通过火车运回了水泉火车站。徐文智随后又赶回水泉，在水泉火车站货运站分批提出了雕版，运回了明水，保存在自己老家。
那个年代，铁路系统也被造反派夺权，造反有理，造反派搞串联坐火车都不要钱的，更不用说什么仔细检查托运的货物了，只要货物箱子上写上某某某万岁的政治标语，那都是无代价运输的。徐文智把这么珍贵的《资治通鉴》雕版运回水泉，竟然没掏一分钱运费，谁也不知道那写着某某某万岁标语的货箱里竟然是珍贵无比的《资治通鉴》雕版。
话又说回来，就算有人知道也没什么。那年代，文物典籍非但不值钱，还是抄家惹祸的祸根。多少人都主动烧掉家里珍藏的收藏品了，何况这印刷厂保管的老掉牙的雕版呢？如果把这套雕版拿出去卖的话，能卖20元钱都不错了！
就算是搁到现在的1995年，如果不是陈观要搞雕版印刷，这套雕版同样不值钱。因为现在流行的是电子制版，先进、方便，印刷质量高。这套雕版要想升值，要想上升到珍宝级别，那得再过10年才行！
上次崔莹来五龙峪参加白家大院开业典礼，听陈观说要搞雕版印书，就推荐了徐文智。陈观离开五龙峪后，接到崔莹电话的徐文智就兴冲冲地赶来五龙峪，没有见到陈观，用五龙峪村的电话和陈观通了话。当时，陈观对徐文智到底会不会雕版印刷还心存疑虑，在电话中反复询问，想弄清楚多长时间可以开工印刷。徐文智知道陈观急于见到成书，就说出了他有《资治通鉴》雕版的事情，说是一开工，进行检索补遗后，就可以印书。陈观大喜之下，就让徐文智立即找人手，开印雕版《资治通鉴》。
要不是有现成的雕版，陈观想印雕版《资治通鉴》，短期内根本就办不到。300多万字的煌煌巨制，单是刻制雕版，都不知道要费多长时间才行呢！最起码，以徐文智等人现有的力量，一年是绝对完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