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海点头：“施楠是被惯坏了，他从小到大没有受到过挫折教育，又一直被周围的人追捧，形成了他扭曲的三观，和唯我独尊的自以为是，直到进了大学，才突然遭受到社会的毒打。
“不同于以前的封闭小环境，大学没有严格的校纪校规，教授们也只传授知识，不再管孩子们学不学。学校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自觉性，也给他们展现社会开放的雏形。
“孩子们开始释放天性，展露真实的自己，对曾经并不赞同却不得不随波逐流的霸凌行为说不，开始有了自我判断的三观。这时候像施楠这样的施暴者再没有立足之地，而遭受迫害的杨晓晓自然受到同学们的帮助，成功结束这段不平等的恋爱关系。”
孟副局拿起笔，在施楠和杨晓晓之间，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又迅速打了个叉。
“与其说施楠对杨晓晓由爱生恨，倒不如说是他对失去掌控的大学生活感到恐惧，他之后极端恶意的行为，其实是在试图把不可控的未来调到‘正轨’，妄图重新把大学弄成他曾肆意妄为的学校，让所有学生都听话，再次回归掌控感——他强烈的掌控欲和偏执症和他病态的家庭有关，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言归正传，继续说施杨两人的感情纠葛——虽然在同学帮助下，杨晓晓成功和施楠分手，但施楠越来越升级的骚扰，还是不可避免地让人产生更坏的猜测。非常疼爱自己妹妹的杨鸢，得知妹妹的境况后，她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有人说：“让施楠离她妹妹远点。”
“可怎么做？”孟副局问，“施楠家有钱有势，拿钱打发不了他。两个势单力薄的女人也无法用武力震慑到他。杨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最保险，把他送进监狱里。”
他把杨鸢的照片贴在施楠另一边，两姐妹把施楠夹在了中间，有了风雨欲来的预兆。
胡明海接过他的话：“杨鸢建立了一个叫做‘we can’的受害者群，这个群在后来警方搜索的时候已经解散了，而群内成员也因为杨鸢的死感到恐惧，担心惹祸上身，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刚才走访的民警透露了施楠死亡的消息，才有人愿意说出实情。”
“‘we can’里的成员全是在学校被施楠霸凌过的学生，杨鸢一开始只是萌生想法，但是苦于没有门路和渠道，一直没能成型。直到她尝试用关键词在网上搜索，找到了几个同类型的受害者，开始有了组织性。后来‘we can’成员越来越多，也有收到消息的人主动加进来提供证据。但学生们被霸凌的时候实在年纪太小，不知道留下证据，仅仅是证词根本抓不了他。而且那时候的施楠做的也并不太过，最多算是威逼恐吓，极少动手，远远到不了判刑的地步。
“而另一边，施楠的骚扰行为也逐渐升级，他在杨晓晓寝室里放了死猫，但事后并没有受到校方任何惩罚。在杨家姐妹看来，这更像是死亡恐吓。而校方的纵容掩盖的手法，让她们对官方解决问题的途径感到失望，于是杨鸢寻求证据的行为变得更加迫切，也更加不管不顾。
“这时候，有人提起施楠在初中的时候，曾欺负过一个性格内向的小男孩，据说那个男孩在忍不住反抗施楠后，突然意外从三楼的楼梯滚下来，导致全身骨折，不得不休学半年。
“虽然没有证据，但是那时候学校里谣言已经满天飞了，说小男孩是被施楠故意从楼梯上推下，好给他一个警告。杨鸢得知这件事情后，就动了心思。因为全身骨折病情不小，说不准会有后遗症，当时的医院肯定会留有验伤报告。如果被当事人保存下来，就可以做为被欺凌的证据。但这个人的踪迹很难找，因为他是个孤儿。”
学校里发生的欺凌事件并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矛盾，实际上大多是由群体一同参与，对受害人实施暴力，摧残受害人的行径。
这种摧残不止是行为上的施暴，还有周围同学的冷眼旁观，也有老师的漠不关心。除开打架斗殴，更多的是轻视、孤立、放任等等冷暴力，很容易摧毁一个人的心智。
孤儿属于学校里的弱势群体，没有父母的关心，即使受了欺负也只能忍气吞声，因此这些孩子最容易成为霸凌者欺负的对象，而且在他们身上，霸凌的行为也会比较起其他人更加升级。
杨鸢自然也这样认为，她抱着孤注一掷的想法要找到这个受害人，特地向公司请假，开始收集有关受害人的线索。
孟副局说：“杨鸢收集了市内所有福利院地址，并挨个上门走访。据成员们描述，她当时有做反霸凌纪录片的想法，因此整个过程都用手机录了下来，还发给了群内负责剪辑的成员。但那年年底，杨鸢突然半夜给成员打电话，并情绪激动地说了句‘都是假的’，随后杳无音信失踪一天，到第三天，杨鸢忽然在社交平台宣布终止调查，并同一时间把群解散了。来年一月六日，杨鸢被电话引诱到妹妹寝室，紧接着遇害。”
所有人听到这，回过味来：“是不是其中有一间福利院有问题？”
“我和胡厅都是这样想的，”孟副局一点头，“当年被施楠欺负的孤儿，很可能是赵睿龙培养的杀手，至于那场摔楼梯的事故，如果对应杨鸢那句‘都是假的’，恐怕只是一种金蝉脱壳的手段。
“杨鸢在调查福利院过程中，很可能无意间发现了当年的真相，还窥探到了后面更可怕的势力，以至于她不得不停止调查，并把互助群解散。可这显然还不够，赵睿龙为了保守秘密，决心要杀人灭口，于是让万宗明帮忙做了个局。”
有人问：“你们这个说法有没有凭证？”
“有，”胡明海调出短信，递给问话的市政领导，上面是几份扫描出来的文件，最底下是手写的签名和指纹印，“这是分局发来江莉和王春菊的口供。王春菊承认，出事当天她利用电话亭联系过杨鸢，以她妹妹安危为由把她诱骗到无人的宿舍。因为她和杨鸢打过几次照面，杨鸢没有怀疑就直接过来了，她做梦也没想到杀手就在屋里等着她。”
“年初我们做现场侦查的时候，曾经很诧异凶手的反侦察意识，他在那么混乱的现场，那么短的时间内，居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不是一般歹徒能做到的。”孟副局说着，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光从现场侦查来看，凶手是为了偷窃进入寝室，之后弓虽女干杨鸢是临时起意，他又从哪里弄来的避孕套？
“而且杨鸢有明显的反抗挣扎意识，曾和凶手搏斗过，很容易留下凶手毛发或者体液，可我们技侦人员在宿舍不到三十平米的狭小空间里，硬是找不到和凶手有关的任何线索。
“我们分局我敢打保票，不可能有掩盖证据的事发生，全程都有记录仪做为佐证，事后局长也特地请过省外勘察专家到过现场，也没发现有用的痕迹，所以这件案子才压了那么久。”
他叹了口气：“其实我们一直在查，每周开会都在更新线索，可就是一无所获。”
分局的同事听到这，脸色都纷纷沉寂下来，调查过程中最令人泄气的是，明明知道有问题，却什么也查不出来，眼睁睁看着受害人家属从期望到失望，再到绝望。
杨晓晓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得不说，有他们的责任，所以面对杨晓晓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愧疚和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