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司令说给她放假到周四，但陶筝心里惦记着工作，只在家休息到周一中午，下午2点便赶到公司。
新天地边的顶星大厦22楼是派盛总部，创、制、发、人事等部门都在这一层。
几个编剧工作室和派盛经纪部门等则在23层。
陶筝在23层用指纹解锁玻璃门时，前台妹子正跟张葆编剧的助理聊八卦：
“戴总监想睡的就是刚才过来办公室的那个男演员吧？长的真高。”男助理一边嚼mm豆，一边小声道。
“就是他，经纪部的同事早之前就跟我说过了，叫李沐阳，年初就签进来了。22岁，鲜嫩青涩，少年感十足，脸又嫩又白。外表是出众，不过运气不太好，别说男2号，到现在为止，连男3的角色都没拿到一个。”前台妹子道。
“听说光帮戴总监跑腿了，哪个剧组忽然缺个男演员，就喊他去顶，在各个剧组间串眼，跟个打杂的场务似的，挺倒霉的。”女助理捏着mm豆，叹口气。
“今年疫情影响，好多项目都没开起来，还有好几个小影视公司倒闭了，能有签约底金拿就不错了，听说今年毕业的好多都还在游荡呢。”
“不过好像说是他同期不如他的，签了北京的公司，现在都当上男主了。咱们公司如果再给不出资源，他估计就要跳槽了。”
“戴总监想睡他，不是一直没睡成吗？你说……是不是戴总监在吊着他，故意不给他角色，等他服软就范？”
“不至于吧……”
陶筝听到这部分，忍不住笑。
戴乐乐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能疯能玩，就算是她的朋友，也没办法义正言辞的说她干不出这种事儿。
尤其整个这大半年戴乐乐都处在要离婚的状态里，说不准真的在找这类渠道去发泄烦闷、寻找乐子。
在这个圈子里，这种事儿稀松平常，人们甚至不会对任何一方有道德方面的指责。
从饮水机边抽出个一次性纸杯，倒上热水喝一口，转身走向前台时，两个妹子才发现她。
前台妹子怔忡须臾，显然没想到她今天就回到公司。
“陶老师下午好~”
“陶老师！”张葆助理忙也打了个招呼，然后朝着前台妹子眨眨眼，便跑回张葆工作室。
“帮我点一杯榛果拿铁吧，半糖，谢谢。”陶筝微笑着点头时，长发挂住了长风衣的肩扣。她伸手去拨，黑发荡开，让洒在上面的光流动起来。
“好嘞，马上给陶老师送过去。”前台妹子笑的灿烂。
待陶筝离开后，她先点了杯咖啡，紧接着又打开淘宝，开始寻找陶筝同款的长风衣。
……
荣筝工作室是陶筝的，虽然上面还有个出资的派盛影业，但她仍算此地老大，不需要打卡考勤。
工作室还在假期中，空无一人。
穿过公共办公区，敞开独立办公室的门窗，望着窗外楼下繁华的新天地和车水马龙，她长吁一口气。
派盛其他5个编剧工作室都人丁兴旺，三四个策划，大编剧带三四个小编剧，两三个助理都是打底配置。
只有她，来派盛半年都没有开启独立项目，就算多招了人，也没活干。
得快点推进立项，然后再多囤几个项目，热火朝天的搞起来才行啊。
如果一两年内工作室运转的不顺利，她从图书编辑到全职编剧的重大事业转型，就算失败了。
她可不想人到中年，遭遇事业被迫重启这种困境。
深吸口气，陶筝给自己提了提劲，然后坐下开机，准备干活。
前台妹子敲门，送来热腾腾的咖啡，并一个文件快递包：
“有陶老师一个快件儿，我给您拿来了。”
“谢谢。”
快件是一本时尚杂志，陶筝从没订过。
查看过快递信息，一无所获。
她随手将杂志丢一边，打开文档继续工作。
2个小时后，咖啡已尽，她伸个懒腰，起身倒热水。
转回来时再次看到被自己丢在桌上的杂志，捧起来看了几页，又好奇起是谁订给她的。
寄件方是个公共购物平台，电话咨询只查到订单来自于一个叫‘春夏’的网名，再问就是用户**不便吐露了。
她摇摇头又将之搁置，继续在文档里记下自己还不成熟的想法，努力完善创意。
而在城市另一边，某个人手机购物平台上的一份杂志订单，显示为‘已签收，签收人：前台转本人’。
……
一周后，陶筝又收到了一份文件快件。
邮政寄件，是份仲裁庭传唤通知，前公司认定她违反了与之签订的竞业协议，举证状告。
信函上点出前司要求她立即从派盛离职，停止损害前司利益的行为。
支付120万违约金额，并全额退还她离职后公司打给她的10万竞业款。
陶筝拿着传唤单，好半晌回不过神。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有一天，要与前公司对簿公堂。
……
握着传唤单沉思时，她才想明白，上周收到的杂志，原来是前司为了确认她的确入职派盛，而做的一个小手脚。
她接收了那份杂志，便相当于证明了派盛这个地址里有她这个人。
然后前司对她的指控才算表面成立。
仲裁庭的传唤单，也才能顺利寄到她手里。
被愚弄的耻恨和被攻击的愤怒冲上大脑，她面颊瞬间发烫涨红，手指却冰凉。
前司是出版社，她是主编。
现在是在影视公司体系下设立独立工作室，做的是编剧工作。
怎么就竞业了呢？
她既没有用上一个公司的资源，工作职位和公司属性也都变了，哪里就跟前公司竞争了？
而且离职的时候，也算好聚好散吧，她交接工作也做的很认真。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至官司缠身，陶筝也没想到自己会遇到。
法律是一把最严厉的闸刀，忽然就架到她颈上，令她又觉荒谬，又觉害怕。
老百姓间有句谚语，叫‘穷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从中便可知中国人对‘打官司’的畏惧之情。
强压情绪，她百度搜了半天‘竞业’和‘仲裁庭’。一个小时后，捏着手机拐到阳台，沉吟良久，才给前司时的领导拨了电话。
“林总，我完全没有违背跟咱们出版社的竞业协议，今天怎么收到了咱们出版社状告后，仲裁庭发出的劳动仲裁开庭通知呢？”
陶筝语气很冷静，态度也礼貌，但林总编的回应却显得敷衍——
“我也不知道啊，是公司法务提交的吧？”
“最近法务部门可能在处理这种事？你要不给法务打个电话吧？”
“我真的不知道啊，你还是联系下法务吧。”
只有推脱，多一点信息都不涉及。
陶筝无论真诚也好，咄咄逼人也好，软言问询也好，都未能让两个人的对话深入。
曾经多年的共事情分皆不再，对方显然知情，却不愿多透露一句，只想早早打发她挂电话。
最后她也只能无奈道别，握着手机吹了好半晌冷风，心烦意乱之下，她拨给了陈书宇。
突如其来的祸端和前司的恶意与冷漠，令她痛苦又羞愤。
在脆弱时刻，她需要他。
电话响了很久，在她以往他不在手机身边时，才终于接起。
“喂？”他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响在耳边。
陶筝眼眶忽然红了，想哽咽着说她被欺负了，将要一个人去面对一家大企业的恶意，与一个集团打官司，她该怎么办？
她明明没有违反竞业协议，既没有去前司的竞争公司，也避开了前司的业务，为什么还会被告？
她对争吵和别人的负面情绪很敏感，本能逃避与人起冲突，偏偏竟遇到这种事。
“书宇，我——”她低低开口，却立即被打断。
“陶筝，我这边正开会，一会儿回你。”说罢，不等她道出始末，便挂了电话。
“嘟……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