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日寇狰狞，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本欲服役，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自觉请缨，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永往直前，勿忘本分。”
墨沉似海，字字泣血的壮烈。
很难想像得出这位白发老父是在怎样壮怀激烈的豪气下书写了这面“死”字大旗，也很难想像得出老父那只饱经沧桑的手在握住斗笔时是怎样的抖动和一挥而就或是浓墨重笔。
每一个字的起笔是如何的颤抖，收笔是多麽的悲凉。
里面都藏着一个父亲对着儿子爱和鼓励，还有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同时也吹响了战争的晚钟。
死字旗，送儿入军，送儿杀敌，送儿拭血，送儿裹尸。
从军之后的王建堂唯一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等大笑战役数十次，见证了整个抗倭战争的胜利，仙后两次获得战区长官授予的甲等功勋章、
但是战争带来荣誉并没有满足他出征时的雄心壮志，战争的残酷，敌人的残忍，一路尸山火海过来的惊恐都让他毕生难忘。
当年和他一起请缨的同乡们大多都战死沙场了。
去时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归来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那面‘死字旗’真正的被鲜血染红了，红的发黑，遗失在战场上，像是那段历史一般，被人遗失在教科书中，轻描淡写的一笔，告诉后人有这么个故事，最后我们胜利的。
但是战争的残酷和过程，也被轻描淡写的掩盖了。
抗战胜利后王建堂或者回到了家乡和父亲团聚，一直活到了1992年才去世，但是晚年这位征战沙场的民族英雄过的有些凄凉。
因为参战时是国军，也称蒋匪，见过之后虽然没有给他戴上什么帽子，但是也在当地受尽白眼，被列残党余孽无权获得工作，只是在批斗之余打零工、做苦工，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顿成泡影。
这样凄苦的生活一直到1980年，他已经六十八岁花甲高龄，因为生活凄惨被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每个月生活费十五元，结束了再上街乞讨的生活，后来修建北川文史，王建堂因为是历史的经历者，而且读书识字，被选为研究委员，参与修史。
但是那时候的物价，已经不是七十年代，二十块钱能活一个月了，年龄已经大到无法工作的老人，曾经为国捐躯马革裹尸的将军在凄苦的晚年，为了活命，多次向相关部门写信想要申请多一些的抚恤金。
当年那个在战场上无为倭寇枪林炮火的民族英雄，在晚年却跪在了他曾经拼死也要守护的土地上。
他是个战斗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忍着饥寒交迫，病死在床榻上。
何其荒唐。
临死，王建堂也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部门的回信，在饥寒中去世。
或许再等上一些日子，熬到了改革开放的日子，便不至如此凄凉了。
王建堂无嗣，从军前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从军也就丧失了。这封信和一些有关他的资料都是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军提供给樊先生。
樊先生这次带着这面仿制的‘死字旗’，希望找一些老友，多宣传宣传川军的故事，扩大战争博物馆的宣传效果。
博物馆现在并不是什么特别普遍的文化活动，但是樊先生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