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青山的顺风顺水相比，莫志刚却是背运到了家了。他由于在上级部门组织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谈了自己对学习苏联的看法，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监督劳动改造”的右分子。他只是说学习苏联不要一切照搬，先进的，符合国情的要学，落后的，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不要学。当时举国上下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苏联，莫志刚这样的言论便被视同于和中央唱对台戏。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被严重扩大化了的，这使得一些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打击。
针对这些人的处理问题，当时中央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曾明确：“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措施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收容劳动教养是相对较重的处分。
具体是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处分决定。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反而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小右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
对莫志刚的处理是送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他被送到一个陌生的偏远的乡村。多重的打击，他的心已死，每天行尸走肉一般活着。仅仅是还活着而已。
和莫志刚一起接受劳动改造的还有一个地主分子，二个富农分子，他和他们同样被视作阶级敌人，他们的统称为：地富反坏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同样基本被剥夺公民权，接受人民监督改造。
具体对他们要建立外出请假来客报告制度，一定时期内汇报思想检查改造情况的制度。具体体现在无休止的批斗，定期接受训话，无偿承担义务工。他们日常生活是很艰辛的，子女也受到株连。
训话地点是在大队的办公室。他们四个“阶级敌人”低头站成一排，由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训话。大队支书铿锵有力的训话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