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康说：“三十五天。”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登康居然记得这么清楚。我对他说，这事得仔细调查才有可能知道真相，用不用我帮忙。可以找方刚和老谢，他们在东南亚各国都能有些朋友，也许帮得上忙，登康没说话。
我给方刚和老谢分别打去电话通报，他们俩也很惊讶，方刚说：“他妈的，除了鬼王还能有谁，非要对一个半病不病的老头子下手？这回绝不能放过他！”
“可是没有证据，万一到时候搞错人了呢？”我问。
方刚说不需要证据，也不可能搞错人，鬼王这种人，连自己的亲人都肯落降，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他答应给在菲律宾的朋友打电话，帮着调查调查。
晚上，老谢也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认识吉隆坡机场的朋友，能调出这几天从菲律宾到马来西亚机场的乘客名单，可以提供给登康，看他是否有认识的人。我连忙说那当然好，让老谢尽快搞定这事。
从香港回到沈阳，一桩又一桩的突发事件让我很疲惫，同时也觉得鬼王似乎正在成为最大的敌人。当然现在和我们还没太大关系，主要是针对登康和阿赞巴登。但他俩跟我和方刚已经不是普通的合作伙伴，而是好朋友，甚至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所以，我下意识认为鬼王也是我的敌人，至少不是朋友。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朋友的敌人呢，算不算也是敌人？
小何姑娘得知我回沈阳之后，马上来找我，很不高兴地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没了没了的折腾的生意。我无奈表示这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要么就得折腾做生意，要么就老老实实在沈阳呆着，但也没什么钱赚。
“就不能既在沈阳呆着，又有钱赚？”小何姑娘问。我笑着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又不想付出辛苦，又想衣食无忧赚大钱，可能吗。
小何姑娘表示不解：“按你这么说的话，沈阳市的男人要么收入平平，要么就都得成天往外想，看不见人，才能多赚钱？”我很难想象她会说出这种话，认真地告诉她，不光沈阳市，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有那种不用奔波也能靠头脑轻松赚钱的人，但我不是。人分三六九等，我还算是好的。最可怜的不是天天奔波才能赚到钱，而是天天奔波都赚不到钱的那种人。
听了我的理论，小何不置可否，也没再说什么。其实我在心里已经对她开始否定，只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过父母那一关，尤其是老娘。在她眼中，男女条件相当，互相不是很讨厌就可以，什么共同语言，人家小何不是哑巴，表达能力也挺强的，你又不是什么艺术家，咋就聊不到一块去。
两天后，我中午去佛牌店看望姐夫，发现店门紧闭上着锁。隔壁美术社大哥说，已经有两三天没营业了，可能是我姐夫有事吧。给他打去电话，姐夫没接，姐姐却给我回短信称两人在外地旅游，信号不好还有漫游费，回来再聊。
我用钥匙打开店门，在店里站着看了半天。从两年前开这个店到现在，还是发生了不少值得回忆的事。比如王娇和孙喜财，比如可爱的少妇白梅，还有那个请佛牌的小偷。躺在里屋的床上，我双手枕着头，心想还是把这个门市给租出去吧，卖佛牌看来在沈阳这种普通居民的生活圈子还是行不通。坐拥几套房产，光吃租金，以后我的日子怎么也不会过得太差。但又在想，如果不当牌商，我能干什么呢？
迷迷糊糊居然睡着了，被推门声惊醒，有顾客进来，但转了不到十秒钟就又出去，看来以为这里是装饰品店。看手机已经是两小时后，还有个未接来电，我这才想起已经把手机给改成震动。
电话是从泰国打来的，号码是居住在泰国东南端边境某城市的一位黑衣师父的助手，那黑衣师父名叫阿赞育，是我在泰国为数不多、完全是自己认识的阿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