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出面为王韶辩解：“托硕部被王韶以七家蕃部合攻，不费朝廷一兵一卒，便俘其族主，汉之班超也不外如是。向宝之事，是其气量太小，也算不得王韶的错。”
“越是得胜轻易，越是得谨慎小心。今次得胜轻易，下次得胜轻易，终有轻易不来的时候。唐明皇便是因为西域屡屡大胜，而忘记了虚外守中之理，将朝中精锐尽数付与胡人，最后至于有安史之乱，马嵬坡之厄！”
文彦博说得声色俱厉，他还记得赵顼刚登基时，就穿着一身甲胄跑到曹太皇和高太后面前，问着自己这身盔甲穿得怎么样。虽然给曹太皇训了一顿，问他天子须着甲的时候，国事又会如何？但这皇帝就是不吃教训，总是想着观兵四方。
难道‘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这句话没人教过？不知道一场仗打下来要死多少人，朝廷又要付出多少粮饷？
“兵甲不休，士卒不练，且空饷之多，骇人听闻。如此弱兵，如何堪用？”文彦博摇着头，他是枢密使，军中情弊他看得比谁都清楚。
“所以冗兵要加以编练，汰其老弱，择其可用者而留之。正如蔡挺近年来在渭州所创将兵法，便是编练士卒、加强战力的良策。”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文彦博亲身经历过战争，可不相信世上会有一道命令就让士兵变成精锐的策略。他对战争的了解，比在列的十几名重臣，和坐在上面的天子都要多。
仁宗时的贝州王则之乱就是文彦博带兵平定的。王则是弥勒教信徒，他以‘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名义在庆历七年起兵，占据贝州，乱了整个河北。朝廷几次用兵不果，最后不得已，时任参知政事的文彦博自请领军。
当年文彦博出征时，仁宗皇帝很高兴的对侍臣说，此战必胜。以文彦博的‘文’，加上贝州的‘贝’，合起来就是‘败’，王则必败啊。但打仗可不是靠一个好意头就能获胜，当日为了围堵王则，文彦博和副帅明镐可是把贝州城用围墙围了一圈出来，挖掘地道，又声东击西，费尽了气力才打进去的。
在文彦博看来，赵顼高坐在宫廷里，却指点着边疆战事，实在是不知军中疾苦，跟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也差不离：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殍。陛下重武好战，一闻兵戈便欣喜不已，如此日久，边臣必有投陛下所好者，边衅再无一日而绝！”文彦博诉说着赵顼重兵事会带来的后果，他不是在危言耸听，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王安石为官多年，心知文彦博说的也并不算错。人都是有私心的，一旦看到王韶、郭逵、燕达、种谔等人因军功而封赏连连，总会有人见猎心喜，想着学他们一样，通过边功来加官进爵。但喝水会呛死，吃饭会噎死，总不能因此而不吃饭不喝水吧？
王安石再次出头反驳。说起来这也算是王安石的悲哀，司马光不在，朝堂诸公就他和文彦博针锋相对，其他人都是做了锯嘴葫芦。而王安石的几个助手，地位都够不上站到崇政殿上，即便吕惠卿的崇文院校书一职，也只够让他多见天子两面。
就听着王安石接着文彦博的话头，反过去质问着：“御西贼为边衅否？破逆羌为边衅否？郭逵、王韶皆是秉王命而行威福于边地，岂是妄开边衅者？至于他路边臣妄开边衅，朝中自有律例在，当会依律处置。”
“王卿所言甚是。”赵顼一等王安石说完，便立刻点头表示同意。不想再继续这番争执。
但文彦博却不肯消停下来，他转移话题：“王韶前次欺君罔上。秦州并无一亩荒田，他却敢妄言良田万顷。前罪尚未治之于法，岂可赏其微末之功？”
王安石道：“李若愚曾在广西帅司与李师中交好，王克臣又宥于流俗之论，皆不能秉公而言。还请陛下再选派良臣，前去秦州查验。”
赵顼想了想，王韶刚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也不便就因妄奏之事深罪于他，既然王韶坚持秦州有万顷荒田，就还是再派人去查证一番，“荒田垦殖，向来是转运司份内事。就让沈起再去一趟秦州，他是陕西都转运使，去秦州正好名正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