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明军的河南总兵摩拳擦掌，要到洛阳寻元帅府的河南总兵。
西安府的刘承宗则正在享受战争胜利的果实。
漠南之役，这场在崇祯看来，实属刘承宗造反，堕名城、蹶名将以来，六年反叛，打过最丢脸的战役。
抱头鼠窜啊。
但是对刘承宗来说，却是其起兵生涯中，得来最简单的巨大胜利。
元帅府任何一寸土地，都是刘狮子亲领军兵，刀枪开路，明抢豪夺，打出累累尸骨，直教西北无敌手，才一块块拼出如今广袤无边的帅府版图。
唯独漠南，比青海、甘肃加到一起还大的漠南。
得来全不费工夫。
杨麒，名不见经传的败军之将。
额璘臣，被林丹汗废了汗号的济农。
两万漠北蒙古的散兵游勇，就是三汗亲自领军，都不敢跟后金扎刺。
刘承宗多骄傲啊。
方圆五百里的部落全赶着牲畜帐房钻进鄂尔多斯大漠，主力收缩一路避战，大都督龟缩城内不敢应战。
是狼狈了些。
但是过程不重要。
刘承宗看重的是结果，他对杨麒等人的命令，就是让他们在漠南维持存在。
换句话说，只要杨麒那些人活着，在漠南草原上活着，哪怕什么都不做，也已经完成了刘承宗的部署。
就连刘承宗自己都没料到，他把数以千计的空头支票开出去，漠南都督府的蒙古兵就能长驱奔袭，冲进哈喇慎的领地。
让首屈一指的部落国成为一地骨灰，差一点就让哈喇慎成为历史名词。
最终的战役结果，杨麒的漠南都督府不仅维持了存在，还让元帅府的威势笼罩在漠南草原的天空。
什么大明，什么北元，什么后金，什么漠北三汗，在笼罩之下全是土鸡瓦狗。
没有任何人，能在漠南庇护元帅府的敌人，哈喇慎就是下场。
来的时候再猖狂有什么用，你总要回去，你回去了，我还在这儿，我才是这里的主人。
这就是胜利，伟大的胜利。
到这个时候，对刘狮子来说，需要考虑的便只有如何消化战果这一件事了。
因为封赏很难啊。
立下如此大功，不封赏是不合适的。
但是封赏，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当时他给杨麒他们的官职，甚至包括漠南那些千户万户的册封，实际上都是战后才该有封赏。
也就是说，本身就是顶格了。
况且，杨麒和额璘臣，此次战役中出力最大的两个人，都有个问题：没儿子。
杨麒的儿子，早些年在驻防山海关的时候死了；额璘臣的儿子，则是跟林丹汗干架的时候死了。
后来这些年，大家的生活状态都一样，在战火中颠沛流离，谁也顾不上下崽儿。
以至于荫官都很困难。
不过所幸，进入关中的刘承宗，正处于人生中最富裕的时候，同时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多。
所以刚好，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
他的封赏也很大方，首先是给杨麒赏银五千两，在静宁州赐田地万亩、草场万亩，另有甲胄、宝刀、骏马、衣裳。
同时在杨麒的兰州老家，选子侄辈亲戚两人入羽林营，授都尉衔。
与之对应的是粆图台吉、贺虎臣、王承恩，以及随军出征漠南的各级军官，赏格依次降低，授予田地、草场都在静宁州、固原州等地。
因为那些地方没人，田地也好、草场也罢，都早就撂荒了，整个陕西除了关中，哪儿都缺人，也没法子搞移民。
毕竟移民这东西，并不是说一个地方的人吃不饱饭，把他们移到别处去，就能吃饱了。
实际上移出去，只能让别的地方也吃不饱。
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农业社会，恩格尔系数太高。
就比如大明万历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单位。
普通人打个长短工、当个走卒贩夫，一年挣上十两银子很简单。
做的是最普通、最普遍的工作，拿的也是最普通、最普遍的薪水。
这让十两银子看上去，好像没多少钱。
但同样也是在这个时代，一户人家有二十两的固定资产和财富，就算中人之家了。
就会显得好像很古怪，怎么刨去宅子、牲口、几亩地，一户人家的财富，还没有一个人出去做工一年的薪水高呢？
因为商品经济发达，让社会崩得很紧张。
一年挣十两银子很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拿这十两银子买什么大物件儿。
原因和明朝这场大起义一样：人要吃饭。
这个人自己吃饭就得吃掉九两，所以古话说人无横财不富，因为收入在基本水平以下，根本不可能攒下钱。
这场大起事，它一开始跟农民没关系。
旱灾来了粮价翻倍，陕西的正经农民如果不遭遇人祸，大概率还在地里老实刨食。
但是因为吃商品粮的人已经要饿死了，当兵吃饷的刘承宗、当差吃粮的张献忠、当卒送信的李自成、手艺糊口的王自用……这帮人吃不上饭，造了反。
移民，就等于把这些手停口停的人移走，或者把地里刨食的人变成流民。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创造出新的人口问题。
没饭吃的人，是百分百被土地拴住，就算杀人越货当土匪，都只能当个坐寇。
他们但凡有路上吃的口粮，也不至于变成流民、变成土匪。
只有让有饭吃的人，去有饭吃的地方，才能成功移民。
像静宁州那些空有土地，却没人的地方，刘承宗很难主导移民，成本太大了。
但是把土地赐给漠南立功的将领，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手上有钱有人，地赏出去，不论安置伤兵还是让家眷打理，都能把田地利用起来。
利用一点儿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