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来说，所谓治国，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一个庞大的帝国，每天不知会出现多少事件和问题，有的是好事，有的是坏事，有的不一定能解决，只能拖着，有的容易解决，杀人便可，还有的既不能拖，又不能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大麻烦。
滕王说的事情，在李钦载看来麻烦不小。
从表面上看，十几个州县抗拒种植番薯，问题好像并不大，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朝廷舍弃这十几个州县不种，对偌大的大唐帝国来说，这十几个州县的番薯产量并不会影响太大。
但，那只是表象。
站在李治和朝廷宰相公卿的角度看，十几个州县抗拒朝廷政令，问题大了。
说他们造反或许没那么严重，但他们却实打实地抗拒中央集权，抗拒天子诏令，这是不臣之举。
如何解决？
李治下一道旨，把这十几个州县的官员全部问罪罢免？
治国若是这么简单，人人都能当皇帝了。
如今仍然是天子与门阀精英共治天下的格局，准确的说，在长安城或是关中京畿地区，天子是无可争议的老大，谁敢不服，下辈子投个好人家。
但在京畿以外的地区，天子与地方门阀基本处于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天子当然还是无可争议的董事长，其他的地方门阀则是大股东。
董事长的行政命令通常情况下，股东们都要遵守并执行。
但若是股东们对董事长有了意见，决定联起手来抗拒董事长的命令，大家合在一起凑一凑股份，董事长的股份小于百分之五十一，这种情况可就不好说了。
世家门阀族人在长安城里必须老老实实趴着，天子说啥就是啥。
但到了地方上，世家门阀对地主阶级和民间百姓的影响，其实是大于皇权的。
长安朝廷颁下的诏令，地方门阀大多数情况下不敢抗拒，只能老老实实配合执行。
但若是门阀对大唐朝廷心怀怨恚，有心抗拒，那么朝廷的政令在地方上真的很难推行下去。
眼下江南岭南道的情况便是如此。
门阀联手抗拒朝廷政令，偏偏还没法说他们谋反，尽管他们干的事确实是不臣之举。
因为这地方对中央朝廷的软性对抗，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
上到武王伐纣，下到汉朝的七国之乱，以及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其实都是从地方对中央的软性对抗而开始的。
事件之初，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由于地方势力太过庞大，中央朝廷也不便处置。
问罪当地官员也不现实，门阀经营地方数百上千年，本地上任的官员与门阀之间已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官员本就是门阀的门客故吏，朝廷动了他们，也跟动门阀没有区别。
不能打草惊蛇，怕逼反了地方门阀，又不能放任不管，怕门阀在本地坐大，长此以往，朝廷真就失去了对这个地区的掌控。
一个小小的推广番薯种植事件，稍微一深思，便引发了如此严重且复杂的危机。
李钦载有点头痛了。
李治和武后穷其一生誓要削弱世家门阀势力，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对大唐的贻害太深了。
但这对夫妻做了一辈子的事，成效却实在不大，直到武后逝世，世家门阀的势力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