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席勒远超常人的记忆力还是让他记住了这些人的动作表情和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理解他们是在干什么，但随着他精神情况的好转以及对于生活常识的学习，他大概能理解是这些人维持着这个机构的正常运转。
但席勒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常，他的病房一直都很干净，走廊从来也没有灰尘，垃圾桶里的垃圾不会过夜，也从来没遇到过任何危险。
而在他长大以后，他也曾和这类人有过许多次交集，大学里面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开垃圾车的工作人员、随处可见的停车场保安。
很多时候他们会和席勒寒暄几句，大多是夸奖他学业有成，羡慕他天赋异禀，恭维他未来一定大有成就，就好像席勒现在所选择的是多么困难、取得成功有多么不容易的一条路。
就好像他们自己完全没能力选择这条路，所以才选择了现在这样的生活，当清洁工、垃圾处理员和保安。
直到席勒成年自立以后才发现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对他来说当清洁工收拾卫生，当垃圾处理员处理垃圾，甚至是当保安巡逻，都比搞学术要困难太多。
扮演一个庞大机构当中最底层的小小螺丝钉实际上非常困难，正因为层级过低，体量过小，没有任何权力，说什么也没人听、没人信，工作就格外困难。
哪怕席勒只是个大学生，当他成绩优异，能给导师带来好处，他的上司也会认真地考虑他的提议，就算他不考虑，席勒也有办法让他考虑。
但席勒遇到过好几次某个厕所门坏了，某个水龙头不出水了，清洁工也都在抱怨，但就是没人去改。
如果有人问，这些小小螺丝钉也只能说“我就是个扫地的，上面不给弄，我也没办法”。
“没办法”这个词对于那时的席勒来说像恐怖片，他的人生当中从未有过没办法的时候，哪怕暂时没有能力，也至少有个计划，迟早能达成。
事实也是，他对任何事都有办法，别说是修个厕所门和水龙头，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没空去考试，或是考不过，并且留给他进行处理的时间只剩一天了，他也有办法。
但阿纳托利医生对此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席勒必须得尝试接受自己“没办法”，因为只有他承认了这一点，才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人和人是如何产生联系的。
再后来，席勒逐渐弄懂了这些总是没办法的普通人到底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中活下去的。
某个厕所门坏了，他们会去办公室找老师借张纸，写个告示条，或是干脆叫人帮忙抬着坏了的门堵在隔间的门口，把那里改成工具间。
水龙头坏了没办法洗拖布，他们就轮流去楼下其他卫生间打水，变成一个人拖地，一个人换水的分工合作模式。
他们就是这么活下去的，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对席勒来说却异常困难。
如果是他，他会选择打昏上司并丢到门坏了的隔间里，让上司切身体会厕所门坏了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抛开法律和道德问题不谈，这方法其实比普通人的方法要麻烦许多，首先要确定目标人物，找准下手时机，避开监控摄像，制造不在场证明。
听着不作为的上司在厕所隔间里怒骂确实很有趣，但这份趣味也确实弥补不了所耗的精力和时间，更像是席勒平白无故损失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之后给自己的找补，类似于“起码还有乐子可看”。
而其本质在于，席勒没办法就这么走到最近的一间办公室里敲敲门，伸手拿桌子上的纸并对坐在那里的办公老师说一句“借张纸哈”。
睡醒之后坐在床边的席勒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然后在床边坐了很久，直到夕阳西斜，有些刺眼的金色光芒透过轻轻浮动的窗纱溶解在室内沉默的空气中。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席勒想，如果他现在推开房门走出去，再走下几级楼梯，就会看到一堆他根本无从收拾的麻烦，如果他选择再打开前门和后门，那麻烦就加倍了。
而这些麻烦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就像一块一块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如果他不能立刻把房子收拾好，今天晚上的乔迁宴就无法举办。
如果不能如期举办宴会，那他就要重新写请柬，告诉所有人宴会的时间变更并向他们道歉。
而想把这些信顺利的送出去，就需要邮差，但是现在的邮差差不多应该已经变成化肥了。
邮局一直缺人，新补上的员工也很难一次性送这么多信，如果在宴会举行之前没把所有信送到，有人以为派对如期举行，带着食物和酒水过来，席勒就不得不在门前拒绝他们，并向他们道歉。
然后他再一次寄请柬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遭到这些人的拒绝，因为他没能妥善地处理好这一切，让对方白跑一趟，满怀失望。
席勒缓缓躺下，斜靠在枕头上，伸手去床头柜里摸雪茄，可是摸出来的雪茄没有剪好，而雪茄剪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席勒只好把盒子放回去，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他刚倒完水，就听到门口传来了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