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陈与义还是接受不了自己的意思，王宵猎摆了摆手道：“此事不是我与你商议，而是命令你带人去做。今明两天，这个村子里的事情，你务必带人一五一十地记下来，不要遗漏了。明天到陕州，要与金人正式开战。到了那时，你必须要把战事记录清楚。”
陈与义无奈，只好拱手称是。
倒不是陈与义不关心百姓的疾苦，而是自古以来，文人只是知道百姓生活得怎么样就好了。至于百姓怎么活着，活得快乐不快乐，痛苦不痛苦，文人并不需要设身处地地去感受。陈与义看来，王宵猎要求把事情记录清楚，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这是关于怎么做学问，做什么学问的根本分歧。陈与义心里，文人自该熟读圣贤书，研究理政治民的大道。百姓只要能吃饱穿暖，甚且鼓腹而歌，就是治世，不需要理会太多。
建国之后，经常讲要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研究问题。这个人民立场，有的人认为是站队，是亮屁股。其实不是。这是关于学者要做什么样的学问的大问题。凡事从人民的立场出发，许多学问就有了另一种面目。整个学术体系，都会变得不同。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非常之难。对于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从人民立场出发，怎么从人民立场出发。只是有时候提一句，表示自己知道。
举个简单的例子。前世进行房产改革，改来改去房价飞升，特别是集中在一段时间飞升。有人提出要收房产税。但是为什么收房产税呢？专家出来讲，就是现在房价升得太快，由此带来了什么弊端。进而介绍外国，特别是美国经验。美国的地方，主要靠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来满足地方财政需要。并延伸出去，如果中国收房产税，根据美国的经验，会如何如何。
这就是典型的没有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人民的学问。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如何，对中国当然有借鉴意义，但也只是借鉴意义。而不是人家美国怎么样，中国就要跟着学。美国的地方治理，带有强烈的欧洲政治遗存，并加上了美国的经验，与中国从根本上就天差地远。
比如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对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收税呢？反而对资产持有者的资产不收税呢？不管是从国家性质，还是从历史传统，都应该对资产收税才是。房屋所得税也是一样。作为资产，当然要收税。而如果只是住所，原则上不应该收税。当房价快速上涨房屋不再只是住所，甚至不只是资产还带了金融属性之后，那就当然要收税了。
这是许多学者共同的毛病。学了一肚子学问，却不知道怎么用这些学问。说起来头头是道，一问到根本，就茫然不知如何讲。从晚清时候起，中国就派了大量留学生出去。到东洋，到西洋，到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发达国家学习。希望他们能够学来治国理政的道理，来救一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但最后的效果如何呢？实事求是的说，他们引入了外国的思想，启发了中国的志士。他们引入了外国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得以脱胎换骨。但治国理政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出去留学的人中很大一部分，转身做了买办，势衷于利用内外的信息差，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个毛病，这个时代的文人同样是有的。如陈与义等人，从思想根本上，还是没有明白王宵猎说的为人民做学问是什么意思。在他们眼里，做学问就是熟读圣贤书，加上自己的思考，而不考虑人民。
王宵猎没有必要，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时代读书人的想法。他只要自己清楚，利用自己的权力命令别人去做人民的学问。做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有新的思想。
经常有人说，意识态是虚无飘渺的事情，甚至是没有用处的。其实不是。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在某一段历史时期，把意识形态标签化了，从而也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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