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周林不是不懂烈酒肯定有市场，但压价是商人的本性。现在物价高涨，原来和平时期，比较好的醇酒50-80钱一斗，现在能卖到200-350钱，普通米酒20-30钱一斗，现在卖到了80-120钱，价格基本都翻了三四倍。
而烈酒是新产物，一是不知道销量如何，二是怕沈晨漫天要价。所以不管是从味道上好，还是价格上来说，周林如果真的想尝试贩卖这种新奇事物，必然会选择对他这个厂家进行压价。
因此沈晨也懒得跟他绕什么圈子，直接以半价先让周林拿去卖。销量再来拿货，销量不好就把货还回来。反正他现在酿的也不多，权当是搞饥饿营销了。
“这样吗？”
听到他的话，周林目光在沈晨身上打量思索，自己的心思看来被这小孩子看穿了，便也干脆不装了，说道：“既然如此，那些瓷器？”
沈晨摇摇头道：“瓷器不比酒，酒要看人们口味。瓷器的好坏一瞧一摸就知道，这就不能半价了，得实价。”
“但瓷器的价格波动也比较大呀。”
周林为难道：“人们天天都要喝酒，但瓷器只需要买几个就行，现在蜀中多用江东白瓷，你的瓷器虽然看着不错，可想卖出高价可不容易。”
“这个可以谈嘛。”
沈晨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酒在汉朝社会属于必需品，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酒。
它就如同水一样属于刚需，达官贵人日常饮食要酒，举行宴会要酒，家里来了客人也要酒。不止是贵族，普通百姓也需要酒来弥补过于单调的生活。
而瓷器就不同，普通百姓家盆盆罐罐不需要太奢侈的高端瓷器，自己就烧点陶罐陶碗能用就行，后世出土了无数陶瓷，可真正值钱的永远都是那些最好的官窑出品，因为它们在那个年代本身就是奢侈品。
所以酒可以卖出价，但制作更精美的瓷器却很难卖出高价。因此在瓷器的价格上沈晨也必须要松口，甚至可能要比江东白瓷价格还低，否则的话人家还不如从江东买白瓷回益州呢。
周林思索道：“碗我只能给15钱一只，瓷罐的话40钱，还有瓷盘....瓷碟....瓷盆....瓷槅....瓷洗....瓷钵....瓷杯....瓷耳....瓷盏托....烛台....虎子....唾壶....瓷枕.....瓷壶......瓷樽......”
他一口气说了数十种瓷器，都是当时流行的陶瓷用具。比如所谓的虎子其实就是模仿的战国时期的青铜虎，唾壶则是平时吐痰用的东西，还有夜壶、枕头、碗碟一类，家用器具较多。
但周林每说一种，沈晨的眉头就皱一分。因为江东白瓷碗在荆州市面上一只的价格在40-50钱，进价的话最少在20-30左右，周林报出来的价格，基本都算是在对半砍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的瓷器一直不算贵。比如后世河北出土过宋朝的白釉刻花莲瓣碗，碗底刻着售价「三拾文足陌」；福建也出土过宋朝的褐釉瓷瓜楞盖碗，盖底也刻著售价「三拾文」。
而根据《居延汉简》记载，汉朝的瓷器价格其实要比宋朝还低，正常年月普通瓷器维持在5-20钱左右。但白瓷属于高端产品，因此价格会贵一点，再加上又是乱世，价格会更高。
毕竟北方现在都乱成这样，谁还做瓷器啊？这都是南阳窑洞里的瓷器，所以即便是普通瓷器也涨了不少，大概在10-30钱的样子，白瓷的价格在北方更是翻了好几倍。
虽说沈晨在南阳窑洞搞出来的是新瓷器，价格应该比老牌的江东白瓷要低些，可再低也不能低成这样。周林完全是把他的瓷器当普通瓷器在卖，砍了太多。
只是深思熟虑之后，沈晨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的条件。一是新瓷器确实没有经过市场考验，周林也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在益州就会受到欢迎。
二是人家那么远行船，不仅承担了巨大的成本，还有很高的风险。万一市场反响不太好，那么这一趟就是亏本，买卖自然就划不来。
所以价格偏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想到这里，沈晨便说道：“先生说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可惜了，我漏算了一点，今年刚刚出产了瓷器就急着找先生贩卖，如果先在荆州找商家出手试试，也许就能看到它是否能被世人所接受了。”
周林听到这句话，笑着说道：“这倒也简单，我在荆州有几个商人朋友，若是沈小郎想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现在最精美的瓷器就是江东白瓷，你的瓷器也算是上品，如果能够打破江东白瓷的垄断，想必很多人愿意看到。”
垄断一词出自《孟子》，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商人们就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垄断权。
就像现在。
江东白瓷其实并不是说只有江东产白瓷，而是北方目前战乱，以前的各类瓷窑基本都已经关闭，产量少得可怜。
而荆州和益州做瓷器的土质远不如江东地区，就如后世景德镇一样。景德镇之所以能成为瓷都，就是因为当地的土质特别好，适合制作瓷器。
因此荆州和益州产的白瓷在精美上就比江东白瓷差了很多，高端瓷器基本被江东白瓷垄断。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价格高低往往都是江东的瓷器商人们说了算。
他们这些远航商人非常吃亏。
如果有人能够打破江东白瓷的垄断，价格更低廉的话，作为商人逐利的本性，想必人们也更愿意与沈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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