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方翰民十分急切的样子，侯科长直接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近一年来，生产部门多次向人事科反映，各车间下脚料处理需要另想办法，因为下脚料过去一直由各车间员工利用空余时间处理，但从去年开始，每个车间都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生产一线根本抽不出人手，个别车间的下脚料已经积累了可观的数量，堆满了专用仓库，如果再不处理，将会影响车间的正常生产。
听到这里，方翰民插话道：“这是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你们人事科跟生产部门马上研究方案，不能因此耽误生产。不过，这跟我兄弟方新民有什么关系？”
侯科长并不着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方案已经有了，这两天正准备向你汇报。我跟生产科的负责人商量，打算面向社会招聘一批临时工，组成一个负责全厂下脚料处理的专门机构，让你兄弟方新民先成为临时工，以后再想办法转为正式合同工，你觉得怎么样？”
方翰民从内心感激老侯这番好意，但他并不完全赞同老侯的建议，“成立专门的下脚料处理机构，让各车间专心致志地搞生产，这是个好办法。至于方新民到红星制药厂做临时工，那完全取决于他的意愿，如果他愿意，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同意你最后的说法，方新民文化考试成绩差，说明他达不到红星制药厂的用工标准，即使做了临时工，他也没有资格成为红星制药厂的正式职工。”
本想以曲线救国的策略为方新民解决招工入职问题，但方翰民的态度如此坚决，这让老侯无话可说了，他只好站起身来，在离开厂长办公室之前，悻悻地说了一句，“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办。”......
几天以后，老家收到方翰民的来信，信中除了通报方新民的考试成绩，还解释了未被红星制药厂录用的原因。
虽然一家人都很沮丧，但信中说得很清楚，文化考试成绩是硬指标，方新民的成绩差得太远，无论父母还是方新民本人，都得接受这个现实。
在信的末尾，方翰民提了一句，“厂里最近还要招聘一批临时工，不过工作环境较差，工作比较累，而且工资比正式职工低，不知新民是否愿意来厂做临时工？”
听到这个消息，老母亲徐丽华的脸色马上拨云见日，“新民，快给你哥回信，就说你愿意去他们厂里做临时工。”
“可是，我哥说得很清楚，临时工不仅环境艰苦，工作累，而且工资又低，我觉得没啥意思。”别看生长在农村，方新民不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
“那只是开始，过段时间就好了，翰民当初不也是临时工吗？现在不仅转成了正式职工，还当了领导！”徐丽华喜形于色地说。
听到这里，一直沉默不语的方燮成忍不住怼了一句，“别想好事了！翰民是高中毕业生，学习成绩又好，新民勉强算个初中生，招工考试都没通过，他俩能比吗？”
徐丽华没有泄气，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又怎样？即使一直做临时工，收入也比在老家种地挣得多。”
“不要只想挣钱多，咱俩年龄都大了，你想没想过，如果新民不在家，老家这些农活谁来干？”方燮成没好气地提醒道。
徐丽华似乎早就考虑过这种问题，“你呀，目光就是短浅，你是装着没看见，还是真没看见？从去年开始，主要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好多家庭都租用播种机和收割机，只有像咱们这种害怕花钱的家庭，还在用人工播种和收割，如果新民进城去做临时工，以后咱们也可以租用播种机和收割机，就用不着你干农活了，你怕啥？”
“说得轻巧，租用播种机和收割机需要花钱！你以为咱们家很有钱吗？”
“正是因为家里穷，才需要新民去做临时工挣钱！我觉得这也是翰民的意思。”
要是方新民被招为红星制药厂的正式合同工，老方自然乐见其成，现在让新民去做临时工，不仅家里少了个主要劳动力，而且挣钱不多，方燮成认为意义不大，所以，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有些消极。但是，徐丽华的态度非常积极，老方也提不出更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他只好把决定权交给方新民，“老二，去不去做临时工，你自己决定吧。”
“还犹豫什么呀？去翰民厂里做临时工，是挣钱最快的办法。新民，你都二十七八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朋友，半年多来就这么不冷不热的，对方就是嫌你穷，才一直定不下来，你要是继续呆在农村，守着这个家，我估计最终还得告吹。”想到二儿子的婚事，徐丽华就很焦急。
虽然读书不多，方新民总体上还算比较懂事，见老母亲为自己的事发愁，权衡一番后，他答应去做临时工，并于当天写信回复方翰民。
红星制药厂的仿制药项目，已经按计划推进到生产车间建设阶段，新招收的员工即将入厂进行各项培训，根据人事科的安排，将厂规厂纪作为第一阶段的培训内容。
因为第一阶段的培训内容大同小异，为了节省培训时间和精力，侯科长建议将新招的正式合同工和临时工合在一起培训，方翰民同意这项建议，并给老家写信，让方新民马上来厂里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