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官员们面面相觑，无人敢于率先发言。皇帝的问题直击要害，这不仅是对个人学术立场的考验，更是对整个官场派系政治倾向的一次大考。气氛一时凝重，仿佛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终于，礼部尚书于慎行缓缓走出队列，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陛下，臣等自幼饱读圣贤书，深知儒家经典之重要。佛老之学，虽有其独到之处，但绝非我朝士子所应专攻。少宗伯此封疏议正中时弊，臣等深以为然。」
于慎行既非实学派官员，也非心学派官员，他的情况比较特殊。总体来说，他赢算是传统理学中立派的一员，但他为人持正，在朝中与心学派早前一些重臣如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关系都还不错。
而与此同时，他偏偏又是高务实的大宗师[注：这里的「大宗师」并非指他是高务实的老师，而是因为明朝的「提督某省学政」一般兼任本省乡试主考官，被尊称为大宗师。于慎行正是当初高务实乡试时的主考官。]，因为这个原因，他和实学派的关系也很融洽。
尤其是在高务实完全成为实学派唯一***之后，出于明朝官场的习惯，实学派官员少不得要给这位元辅的大宗师一些面子，至少明面上是不会有人愿意得罪他的。
此时，因为于慎行发了话，众官一时都不好接口——无论支持还是反对。
朱翊钧微微颔首，他对官员们的反应似乎早有预料。他转而看向高务实，问道：「元辅，你对此有何见解？」
这话问得有点早，因为高务实作为内阁首辅，一般来说不应该这么早表态，而皇帝催他表态，似乎意味着皇帝不想拖拖拉拉，希望早点一锤定音。
虽然高务实也觉得皇帝这么做有点专断的嫌疑，恐怕会让人认为这就是他和自己商量的一个局，此刻不过随便做做样子而已，但事已至此，高务实也只能上前一步，神色肃穆地开了口。
「陛下，少宗伯此疏深得臣心。儒家经典是我朝治国之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至于佛老之学，虽可为个人修养之用，却不可与圣贤之道混为一谈。臣以为，朝廷应当加强对士子的教育引导，确保他们能够正确理解和传承儒家经典。」
朱翊钧点了点头，然后目光再次扫过全场，最后定格在孔尚贤身上：「衍圣公，你是孔子后裔，对于此事，你有何看法？」
孔尚贤拱手道：「儒学为历代所崇，自有其理。在场诸公皆是饱学之士，亦皆名教学子，臣以为佛老之说当不会为诸公引为政见。」
这倒也是实话，在大明朝的朝堂之上，儒家思想一直是治国理政的根本，这一点从未有过动摇。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林之中从原先的理学一家独大，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流派。
早期是心学单独而出，半明半暗的反对传统理学，后来实学派又随着高拱、高务实的崛起开始挑战心学。等到高拱去世，而高务实在外历练回京并出任要职，实学和心学之争就不可抑制地变得尤为激烈起来。
实学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实践与实用；而心学则更侧重于内心修养和道德自觉。在朱翊钧这位皇帝的眼中，实学的主张无疑更符合他的治国理念，当然与此同时，他觉得心学对于稳定民心士心也不无裨益。
总的来说，若非与他这个皇帝的利益直接冲突，他其实也不想过分打压心学——但如果冲突了，那就不好意思：朕代天牧民，凡事由朕说了算。
此刻，朱翊钧站在孔庙之前，环视着这些朝廷的栋梁，声音再次响起，穿透了沉默的空气：「诸卿，治国之道，首在明德。然而，明德非空谈，需见诸行动。实学之士，以实际行动践行儒家之道，非但修身齐家，更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心学虽好，若不能转化为治国有用之策，于天下何益哉？」
此言一出，众官心中皆有所动。他们明白，皇帝此言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意在强调实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在暗示心学的不足。实学派的官员们心中暗喜，而心学派的官员们则显得有些不安。
吏部右侍郎叶向高，作为高务实的嫡传三门生之一，深知此刻自己应当站出来，为实学派发声，也是表达对师门的忠诚和支持——这是大明传统。
叶向高步出队列，他的声音清晰而坚定：「陛下，儒家之道，博大精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外乎儒学也。而治国之道，则尤需实用之学。
少宗伯所提实学之议，正是以儒家经典为本，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心学所传虽广，但自近年发展来看，却易使人陷入空谈，忽视实际政务。臣以为，实学之兴，方能彰显我朝儒家之真精神。」
叶向高既然表了态，同样为高务实嫡传三门生之一的工部左侍郎李廷机自然也不能缺席。他也上前一步，态度同样坚决：「陛下，少冢宰所言极是。我实学之主张，正是以实际行动来践行儒家的教义，小能修身养性，大能治国理政。
如今心学之风逐渐流于佛老，若再不加以引导，恐怕会导致天下士子偏离儒家之实践精神。是以，臣赞同少冢宰之疏议，认为朝廷应当更加重视实学发展。」
这两位侍郎级别重臣的发言，无疑表达了实学派的强大和团结，某种程度上甚至代表整个实学派官员对高务实的忠诚。在他们发言之后，现场气氛开始有所变化，更多的中立派官员窃窃私语，开始倾向于在此次意外事件之中支持实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