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纵观高务实这近三十年的忙碌就会发现，他来到大明之后所做的事情看似很多很杂，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不是强军拓边，不是科学发明，不是推动工商，不是引进西学，更不是拖到现在还没动手实施的科举改革等等，而正是财政改革。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是经济的延续。所以，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经济问题，这个破旧漏风且有着严重先天缺陷的大明王朝，最缺乏的就是一场系统的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不能等自下而上的变化，否则一定会伴随着政治动荡，继而爆发军事动乱，最终摧垮整个王朝，来一场彻底的大洗牌。然而即便如此，这场由经济问题引发的动荡也未必能促成一个崭新且适合当时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新的经济制度。
恰恰相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场动荡的结果最终只是摧毁了原先畸形享受了太多特权利益的集团，然后换上一批新的特权集团取而代之。
清明交替，本质上不过如此。
所以，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是指望不上的，高务实在坚持不让中华文明大失血的前提下还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导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的范畴是大于财政改革的，它至少包括官方与民间两个部分，而财政改革基本上局限于官方内部。然而，财政改革却是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毕竟中枢财政如果已经穷得能饿死耗子了，那什么经济改革都不过只能想想而已，完全是镜中月水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纵观高务实这些年的在财政改革上花费的力气，就知道他的方针是一步一个脚印，踏稳每一步，再布置下一步。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因为大明朝各方各面都腐烂得厉害，犹如一个久病不愈的患者，已然虚不受补了。此时你给他一剂看似完全对症的勐药，他那破身体却根本承受不起，到时候结果无非是体内的病毒死没死不知道，但人肯定能瞬间死挺。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高务实一直十分警惕的桉例，那就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结果真把自己搞休克了的故事——并且从那以后，俄罗斯的经济实际上从没爬起来过，反而彻底陷入深深的能源依赖，经济结构异常畸形，几乎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在高务实看来，大明朝的实际情况其实连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还远远不如，毕竟俄罗斯手里有大杀器，旁人再怎么觊觎它也只敢在经济层面敲骨吸髓，却断然不敢直接操刀子把它往死路上逼。
但是大明没有那样的大杀器，它没有一种可以确保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震慑力，所以在原历史上一旦大明内部矛盾在外部矛盾的压力下被激发，最终就导致了亡国。而亡国之后的内部矛盾依旧无法解决，因此外部敌人趁机吃掉了它最后的遗体。
这就是为什么高务实的财政改革一开始动手的方向是解除海禁和军工私营。
没有大杀器，那是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可以先把军事实力提上来，确保外部威胁被降低到最底程度。在这个前提下，就可以开始内部改革了。
不过高务实依旧很谨慎，他先选择了一个虽然重要但看似并不太过于起眼的项目，于是便有了《纾驿路疏》。
通过驿路改革，大明朝丢掉了一个巨大的财政包袱，每年节省了数十万两的花费不说，还让驿站能够反过来给财政供血。虽然这个反哺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一进一退之下，那也是将近七十万两的差额，至少可以说不无小补。
开海日久，国库日丰，给财政带来的收入从数十万两到数百万两，如今海关加陆路出口两项收入已经基本达到了每年约八百万两，成了大明朝的财政支柱之一。
军工私营，不仅解决了很多不必要的原料浪费、冗员开支，还让jūn_duì 的装备在二十年后焕然一新，甚至还在不断提升先进性，综合算下来一年也要节省至少一百余万两，个别备战时期甚至能超过两百万两。
再加上驿路改革，仅仅这三项“攻守易势”，大明朝的财政便多了千万两的岁入。
在这之后，高务实地位已经稳固，因此在皇帝的需求和他的目的吻合之下，开藩禁就成了下一个推进的改革项目。
朱元章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看重，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对子孙们做了充足的打算。即使是像刘备那样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辈都打不着的子孙，朱元章也预留了爵位，并准备了相应的俸禄。
然而朱元章没有想到的是，十几代下来，他的子孙们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以上。明朝皇子长大以后就不能留在京城，必须分封，每一次置藩都会圈走封地最好的良田，越发加剧了土地兼并。
这样十几代下来，全国最好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皇庄、王庄。例如原历史上的崇祯年间，河南的二分之一、山西的四分之一土地，全部为宗室所有。
这叫老百姓怎么活呢？老百姓连活路都没有了，又哪有能力交税？最可笑的是，宗室的土地却全都不上税！
同时，大明财政还得给这些宗室大量发放俸禄。以嘉靖中叶为例，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超过两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不过152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192万石。
大明的财政，很大程度上是被这几十万全靠国家奉养的宗室给拖垮的。以宗室、勋贵集团为代表的“封建贵族”此时虽然衰弱了，但他们免税的特权却没有失去，同时还反过来吞噬了大明的财政。
最坑的是，由于靖难之役的影响，大明皇族虽然掌握了全国最多的土地和财富，吃掉了大半的明朝财政收入，但除了皇帝本人的内帑，其他皇族的财富却不能用于资助财政和军费，皇室子弟也不能参军打仗。
但与此同时，大量的低级宗室因为朝廷财政窘迫，宗禄经常长期性拖欠，又有祖制不允许他们做其他事，导致生活困顿。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不得已故意违反规定，以此来捞一个去凤阳“宗室专用ivp监狱”吃牢饭的机会，这简直是正反两面都拉满了嘲讽。
因此高务实推出了开藩禁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措施前文有述，这里就不复述了，总之最后甩掉了一个大包袱不说，还“解放”了大批低级宗室，让他们能在朝廷的部分支持下开始新的生活。
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里，朝廷花掉的银子比节省的还多(注：参照前文，相当于有个“宗室买断”制度，所以一开始很花钱。)，但是数年之后朝廷就轻松多了，每年直接支出少了约一百五十万两。
可能有人会问，怎么才少了一百五十万两，这和之前宗室花费对不上数啊？
有两个原因：其一，本来在万历朝时，理论上要花给宗室的银子每年高达1256万两左右，但事实上这笔钱根本花不起，因此援引旧例，自然会大幅削减，只发很少的一部分，最少时能达到只发十分之一的程度。
其二，开藩禁也不是全部宗室以后一概不管，至少那些亲王、郡王以及他们的儿女什么的，这些人还是必须继续养着，只是高务实限定了财政供养的名额上限。
由此两相加减之下，最后每年节省下来的直接开支就是一百五十余万两。
哦，对了，这里插叙一下：根据魏源的《圣武记》，鞑清初年花在宗室俸禄上的银子就高达六百万两左右，而鞑清宗室占地——其中多数为强占——面积也极大。
后世有学者曾专门计算，基本结论是鞑清宗室到同治年间，每年私吞国家资产高达2508万两白银。哪怕只取一半来看，鞑清的压榨也达到大明的八倍。即便两朝之间统治时间有差，算上美洲高产农作物的效果，鞑清对百姓的狠辣其实也远超大明。
扯远了，说回来。即便高务实对上述问题已经做出了改革，大明朝的财政问题到这儿也没完全解决，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难处理的对象，那就是文官集团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官集团与其背后势力或许可以称之为财政改革路上的“最终boss”。
众所周知，以文官、文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不能完全合法的免税，但他们却可以通过偷税漏税达到事实上免税的目的，并且可以通过协助朝廷收税反过来剥削、压榨平民，或者反过来协助平民偷税漏税来坑大明的财政。
如果说宗室是大明财政的一颗毒瘤，那么如今的文官集团和它背后的利益集团甚至可能已经算得上是大明的癌症了。
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使原本承担大部分税收的平民大量破产，又使得国家财政的支出无限增长。原历史上大明的财政到了崇祯时期为何困难到无以复加？除了积重难返之外，崇祯本人的独夫作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崇祯的任性胡为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任何势力都不肯出力征税——原先皇帝的内帑有宦官打理，外廷的太仓有户部管辖，而现在宦官被皇帝限制了，外廷则被皇帝杀麻了。那么，明朝的财政收入自然要完，然后明朝本身自然也就完了。
试想一下，京师被李自成攻陷之后被拷出7000余万两银子，这笔钱哪怕能有十分之一能在之前用于朝廷财政，大明朝能那么快完蛋吗？
当时的700万两啊，别说拿去给早期还在为大明卖力的洪承畴，亦或者最终战死的孙传庭，你就哪怕拿给左良玉那种人，他都能去顶着李自成勐攻勐打好一阵了。
所以，明亡的原因虽多，但最根本、最关键死因就一条：收不上税。
不过，收不上税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大明独有的，而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即便发展到现代也普遍存在的。
根据前文，可以说明朝财政破产，根源是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随着人口的膨胀和土地的兼并，底层平民大量破产、无力交税，同时上层的食利阶层的大量繁衍使得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不堪重负。但是不止明朝，中国统治时间较长的封建皇朝几乎都经历过收不到税的窘境。
西汉末年收不到税的结果，是王莽发动了意在平均地权、解放奴隶、超发货币的王莽改制；东汉末年收不到的税的结果，是大量卖官鬻爵，把国家政权让给了替东汉朝廷消灭黄巾军的新军阀；唐末收不到的税的结果，是长安的收复要靠回讫雇佣兵，并且以允许回讫抢劫长安作为报酬，同时这时候的唐朝对各地的藩镇割据无能为力。
鞑清前期跟大明一样，是依靠合法免税的“军户”压制不能合法免税的“民户”。只不过明朝合法免税的“军户”是锦衣卫和锦衣卫背后的军功勋贵集团，以及挂靠在其名下的各地卫所军头；鞑清合法免税的“军户”则是八旗集团和汉族军阀；至于明清两朝的士绅，名义上是不能免税的“民户”。
雍正搞“士绅一体纳粮”，建立在八旗军事集团支持的前提下，这和原历史上的万历帝依靠宦官、锦衣卫向士绅征收商税、矿税本质上是一样的。宦官的背后是皇权，锦衣卫的背后是勋贵——明版“八旗”集团。
而且跟明朝的勋贵一样，鞑清的八旗后来也腐朽了，鞑清也经历了从能够收到税到收不到税的转变。哪怕雍正杀了个人头滚滚，终于搞出了“官绅一体纳粮”，可是到了乾隆时期，税又收不上来了。
乾隆逐渐败光了雍正留下的家底，嘉庆则靠抄和珅的家补贴了一部分财政收入，然而到了道光上台，财政困难到开始在龙袍上打补丁——这个举动虽然是象征性的做法，但逼得他要做这种行为艺术，本身也说明了彼时财政的困难。
不止中国，在近代一直代表所谓“先进制度”的西方国家一样发生过财政困难，而且这种困难还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