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朱翊钧点头表示同意，但马上又问：“可这是为什么呢？”
高务实叹了口气，道：“这是因为从北宋中期开始，资本的萌发迅速发展，各省内部形成了代表着各自利益的财阀，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过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也就很少再出现父子相承的情况。
在财阀政治下，各地选择的是朝中帮助自身推行经济政策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间的博弈。
这个情况从经济的角度很容易解释，例如王安石的变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本质就是南方人推行有利于南方而不利于北方和内陆的政策，自然就遭遇到了北方和内陆省份的集体围剿。”
对于这件事，高务实前世在工作时曾经这样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难：一个南方人搞一刀切的全国大下岗。这个措施在南方可能没事，因为他当时的南方全是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但是那时候的北方如果全是大国企，私企压根没有，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很显然，他必然会被北方人骂出翔。
不过，即便如此解释了，朱翊钧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仔细想了一会儿才问道：“务实，按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唐朝和唐朝以前，天下大势是门阀很强，但到了宋朝就变成财阀很强了……那如果这样，我就想问，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问得好，皇上这一问也算是追根溯源了。”高务实先赞了一句，然后道：“由门阀向财阀的转变，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这其中有两个特别有趣：一个是宋朝开始全面执行的科举制，而另一个则是宋朝首创了‘不杀士大夫’的原则。”
高务实说到科举制时，朱翊钧尚且没有什么大反应，但说到“不杀士大夫”时，朱翊钧却很惊讶，一脸诧异地道：“不杀士大夫也不对？”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高务实摇头道：“在宋朝之前，官员和地主们都是没有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保障的，因此只能依附于能强大到能跟皇权博弈的门阀，以保全自身以及财产安全。可是随着宋朝优待士大夫，地主阶级迅速解除了束缚，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同样，过去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人才的向上进阶，只可能通过依附于门阀达成，而普通民众被死死的框在土地上，根本没有向上晋升的机会。可是科举制的全面铺开，使得地主阶级迅速拥有了直接参与政治的阶梯。
因此，北宋的政治领域改革实际上就是让科举制在经济领域来了一次‘解放生产力’，让普通人尤其是地主阶级多了一条进身之阶，而不杀士大夫则相当于‘保护私有财产’，让人放心经营，不必依赖别人——比如门阀。”
“你是说这不好？”朱翊钧显然有些疑惑，因为他的思路无论如何比高务实局限得多，因此他听了这些之后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你家不也是科举起来的吗？怎么你会反对？
“请皇上听臣把话说完。”高务实大摇其头，道：“臣常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主阶级们崛起之后，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权力的不平衡。
呃，臣此前为皇上解释过近几十年北方为何越来越冷这件事，皇上记得吧？”
“记得，你说了一些……什么周期、小冰河时期、降雨线之类的。”朱翊钧点头道。
“没错，其实北宋那会儿也有这个问题，当然，没有如今这样严重和明显。”高务实解释道：“随着北宋降雨线南移和气温的下降，江南地区的人口与经济飞速崛起，这才诞生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
这些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必然要寻求朝廷的政策向其倾斜，因此就会跟北方以及西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形成激烈的政策冲突，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就会逐步演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虽然高务实让皇帝听他把话说完，但皇帝听到这里已经忍不住了，伸手打断道：“这不还是坏事吗？”
高务实有些无奈，但好在他在皇帝面前地位特殊，这时干脆也任性一下，把手一摊，没好气地道：“朝廷去年在南方诸港收了差不多一百七十万两银子，皇上觉得这也是坏事吗？如果臣说，以现在江南的富庶程度，只要朝廷操作得法，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地区安靖的前提下每年多收千万之巨，皇上也觉得这是坏事吗？”
“呃……这肯定是好事。”朱翊钧悻悻道。又瞥眼发现高务实一脸不高兴，连忙赔着笑给他斟了一杯秋露白，再举起自己的酒杯：“刚才是我失礼了，务实莫要见怪，你请继续说。”
皇帝都主动认错了，高务实也就不继续作态，解释道：“所以这种财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会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不自觉地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使矛盾迅速激化。”
一说双刃剑，朱翊钧的经验就能起到作用了，当下恍然道：“哦，也就是说，朕需要在他们这两种……两种表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争取尽量多的发挥他们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又尽量降低他们对于激化矛盾的影响，是这个意思吧？”
那当然是这个意思，你这种思维方式都是我多年来刻意灌输的，那还能错？
“然也。”高务实果然表示肯定。
朱翊钧松了口气，但马上又皱起眉头：“可这该从何处下手呢？朕……朕骤闻此事，着实毫无头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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