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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2章 年前(下)(1 / 2)

大明朝廷的岁入从绝对值来讲,这些年一直都在上涨。高拱起复回朝的当年,朝廷岁入只有308万(他年底才到京,所以这锅该归徐阶),到了大致由高拱负责的第一年,朝廷岁入便上涨了二十余万两(首辅还是李春芳)。


又次年,即高拱正式作为首辅负责全国事务的隆庆六年,朝廷岁入直接上涨到了384万两,相较于隆庆五年直接涨了约50万两——要知道,此时京华尚未发力,岁入的上涨几乎全是高拱自身的能力体现。


嘉靖末年时的乱摊子不必多说,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导致隆庆时代的几年全在还债。徐阶去位的那年还没实现收支平衡(之前高拱去位前已经推出过一些措施),只是欠债减轻了不少。


等到隆庆六年年末,大明朝廷才在高拱手中实现了债务基本还清(主要是补发历年欠饷),并且出现了18万两左右的盈余,真是可喜可贺。


进入万历年间,高拱当政六年,京华也在这一时期慢慢形成。北疆开关,沿海开海,京华商社做起了边关贸易,京华私港开启了海洋贸易。两方面的贸易不再局限于某一两处“试点”。


在北疆,除了张家口等历来作为贸易关口的商关,高拱几乎全面开放了土默特、鄂尔多斯、青海土默特边境沿线适合进行贸易的关口,总数高达四十七个马市、私市。


在沿海,除了最早的福建月港之外,由北而南的盖州(营口)、永平(开平)、天津、莱州(京华造船厂北厂所在地)、松江(上海县)、宁波、泉州、广州都开建了私港,大量沿海走私商人开始逐步放弃走私而进入港口合法行商。


高拱去世那一年,大明的岁入已经高达五百四十万两(还有约40万两左右的收入不入账,是当时计量口径问题,由京华直接给了皇室)。


到了郭朴当政的四年,陆上贸易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在高务实去了广西之后,京华又开辟了滇藏贸易线,对岁入稍有提高。


海上贸易则进一步发展,由北而南继续开放了金州(后世大连)、胶州(后世青岛)、海州(后世连云港)、杭州、雷州、钦州这六大港口。


另外,郭朴时代基本完成了高拱时代就开始进行的清丈田亩工作,一条鞭法的推进也基本完成。整体来说,截止到郭朴主动致仕之时,朝廷岁入已经高达六百八十万两左右。


而后的张四维时代,陆、海贸易并没有再行扩大太多关口,但他把提高朝廷岁入的重心放在了内部改革之上。


其最大的两项工作成绩,一是将商税征收由北而南推进,打破了南方商帮长期不交商税的格局(或者交极少,比如江南茶税合计四两银子,噗)。


二是他为改革大明的盐务工作开了个好头,主动向高务实表达了支持盐务改革的意向。这一点尤其难得,因为蒲州张家本身就是大明的顶级大盐商之一,几乎垄断了北方最大的海盐基地长芦盐场。


虽然因为张四维秉政时间太短,他的盐务改革具体方案还未推出便不得不回乡丁忧,但其敢于对自己动刀子的态度还是让高务实刮目相看。


不过盐务问题实在是个老大难的痼疾,高务实也不敢玩什么一刀切——看看大明朝设立了多少个都转运盐使司,就知道问题有多大。要知道,这每一个“都转运盐使”可都是从三品的高官!


自古以来都是设官容易裁官难,高务实也因此只好和皇帝联手,在特殊的军管区域——辽东地区建立一所新的盐场,打算先以商业冲击为手段,强行打乱国内盐务格局之后再进行全面改革。


至目前为止,盐务问题依旧存在,并且看起来还会继续存在至少数年时间。不过,辽南盐场虽然暂时还没能完全打乱全国盐务格局,却给皇帝带去了每年三四十万两的巨大收益,倒成了高务实获得皇帝认可的又一项业绩。


实际上,一年三四十万两的收益并不夸张。皇帝在辽南盐场与高务实实行五五分成(这里有辽东的特殊情况,即军管土地算皇帝的土地,故皇帝以盐场土地入股),实际上等于说盐场每年利润为七十多万两。


七十多万两收益的盐场夸张吗?不夸张,因为长芦盐场仅蒲州张家的部分,平均一年就高达三百多万两——当然,哪怕是在张四维当政时期,盐场收入也有很大一份需要额外支出出去进行上下打点,这可能也是张四维站在朝廷首辅层面认为盐务必须改革的一个要因。


辽南盐场真正的收入当然不止七十万两,实际上高务实主要是一直在扩大这个盐场,但盐场工作有其特殊性。这年代没有廉价的橡胶雨靴,一般盐丁也不可能穿皮质靴子(再说也皮质在重盐卤水中也扛不住多久),所以都是直接赤脚工作的。


赤脚泡重盐卤水对人体的危害不言而喻,所以全国的盐丁其实都很惨。这个现象对于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几乎已经习惯了,但高务实毕竟是现代人,他觉得如此重度危害人体的工作不能长年累月,因此在辽南盐场推行了一项仁政:轮换制。


具体来说,就是一名盐丁只在盐场工作一年,接下来两年负责务农(开荒种植北海道水稻或玉米),两年之后再去盐场工作一年,如此轮流。


因为这个缘故,辽南盐场的扩张就很花钱了,它实际上还兼有农场功能,所需的人手远超全国其他各地盐场(但其他盐场的制度不同,盐场主不负责具体生产安排,他们只是以盐法特权收购盐户的成盐进行贩售)。


正是由于扩张成本高,所以分成就少了。不过高务实认为这个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理由是当北海道水稻和玉米的收成上来之后,说不定反而还有大笔获利。


在这件事上,皇帝的支持很重要,因为盐场的农场用地靠的是皇家的“面子”——奉圣意开荒不仅享受之前高务实在辽东定下的三年免征政策,开荒之后的税率也很低。


原本,如果这些农场按照皇庄计算则根本无须交税,但高务实很反感不交税这种情况,当年还劝皇帝把京师附近大量皇庄都“还”给了农民(分期付款赎回制度),所以现在的盐场农场也按照这个来办。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农场成了“集体用地”,所有权归盐场所有,而盐场的股份因为是皇帝和高务实各占一半,所以盐场农场本身缴纳一半田赋——高务实本来也不需要交田赋,但他很早便“以身作则”地宣布自己的田地都会足额缴税。


高务实虽然不爱好买地,但他在高家的确是有分到田地的,而在各地买矿山的时候,由于其中有些位于几个山头之间的谷地不可能单独列出,所以也只能一并买入。


这样一来,因为他买下的矿山极多,其实现在也顺便成了大地主,只是土地零散得很,星星点点到处都是,碎得和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小邦国一般。


张四维时代结束,到了申时行当政时,京华也已经是大明的产业巨无霸。此时由于南疆和大明实际上打通了贸易(京华是大明的“国内企业”,有权直接贸易,于是南疆地区在商业上实际相当于大明内地一般),这导致双方贸易往来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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