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自己家里的事都忙不过来，有多少余力能用在外头？让高务实组织一支远征军去征服西班牙固然不可能，让西班牙组织一支远征军来强迫高务实也同样不切实际。
说到底，这个时期的欧洲，冲突频频爆发已经成为常态，冲突爆发后的花费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难于承受的负担。然而，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是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斯曼帝国，都享有一段和平与恢复的时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别是西班牙，总是不停地从对付一个敌人转向对付另一个敌人。
刚刚与法国媾和，接着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战；地中海刚一停战，接着就是大西洋上的广泛冲突和西北欧战争。在某些困难时期，西班牙帝国甚至同时对付三面之敌，而敌人即使没有军事援助，也有意识地在外交和商业上相互支援。
用当时欧洲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就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流干鲜血。
那么，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呢？高务实觉得，即便他处在腓力二世的位置都会很为难，很难应付这种长期分散力量的状况，或许应该对这各个方面的敌人确定一个优先级，明确优先防御计划。也就是说，某些地区是可以放弃的，但是究竟哪些地区可以放弃呢？他也很难说。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反思，可以说奥地利，特别是斐迪南二世，要是聪明一点就不会随着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势力向前推进，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然而，这位神罗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jūn_duì ，以防止王公的派系倾向、法国人的诡计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jūn_duì 就不能减少。
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它不能让奥地利堂兄弟落入法国人和路德派手里，更不能让他们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因为这对西班牙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也至关重要。
讽刺的是，奥地利却似乎并没有这么想。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后，奥地利眼睁睁看着西班牙在西欧和海上单枪匹马面对众多敌人作战，却并未感到有帮忙的义务；反而西班牙意识到了这个更高的利益，总是心甘情愿为奥地利帮忙。
也许，腓力二世过于沉迷于某些人对他的恭维：世界君主。
而现在，高务实打算提醒一下他——你没有做“世界君主”的本钱，真正拥有这个本钱的人，叫朱翊钧，只是他没有这个欲望罢了。
实际上，朱翊钧当然也没有这个实力，除非他能把大明的社会体系完全颠覆，甚至把大明子民们的精神内核都改变掉，否则大明从天子、官员到贩夫走卒，在对待大明以外的世界问题上，都是同一种心态：处中国而治万邦。
如果说鞑清末年以后的中国人大多精神自卑，那么现在这个时期的大明子民，则是精神过于自信，举国上下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治理好了“中国”，便一定是万国来朝八方贺，不管何处的蛮夷，面对大明都应该顶礼膜拜。
幸好，在坚持这种自信的同时，大明并没有如鞑清一样故步自封，所以在嘉靖年间缴获了葡萄牙人的火炮之后，大明立刻发现了它们的优点，并马上开始仿造，同时也不端什么天朝上国的空架子，该买就买。
甚至对于蕞尔小国的倭国，当发现他们的鸟铳(日本称铁炮)比自家的更好时，如戚继光这样的名将也没有任何犹豫就拿来采用，而刘显父子麾下的“降倭夷丁”不仅会使用鸟铳，甚至还个个精通日本刀术。
整体来说，这个时期的大明虽然自信，但还是比较务实的，有那么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头。
这也是高务实有信心让大明能坚持下去，而不让鞑清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他曾经长期做秘书，是一个更偏向于做实事的人，如果把他扔去清末，他成为张謇的可能性要远大于成为孙大炮，可是他知道，张謇救不回那个时代的中国。
然而在大明则不然，他有信心通过“实效”来带动其他人跟随他的脚步，甚至最终形成新的风潮。
他的京华集团现在就已经有了效仿者——有人跟随他的脚步踏入了私营军工行列，如王崇古的孙儿王谦；有人在上海悄悄搞了几个码头，更神奇的是这几个码头的幕后东家竟然是徐阶的长孙徐元春；有人悄悄买了一两条船加入京华的舰队，如朱应桢、张元功等勋贵；有人学着京华的做法想方设法控制长江水道上的运输船队，如临淮侯府的小侯爷李宗城……
虽然这里头除了徐元春之外，大多都是跟高务实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批人，但只要有这样的趋势，就已经能让高务实感到振奋了，因为这证明了他的做法是有效果的。
我只要能做出榜样，让人相信我的做法是可以获利、获大利的，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效仿。而当这样的人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也一定能让整个国家“转向”！
古往今来的任何政治，惟利益永恒！
利之所在，人之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