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作为一个穿越者，对于眼下大明的实际情况算是有着深刻的了解。自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建都称帝沿及今日，明朝的国祚已至二百年，其整个统治正趋向腐朽。
在吏治上来说，政尚姑息，事多苟且，大小臣工，容隐宽纵，贿赂公行，使得法度渐驰，纲纪不振；作为国家重要统治机器的jūn_duì ，兵不常练，将无得人，尽管有不断的清军、勾军之举，可实际上依旧是逃亡成风，或是为势豪隐占，在营者多老弱病残，加以法令不严、赏罚不明，战斗力已极为低下，甚至连jūn_duì 的哗变也时有发生；而与朝廷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缙绅豪强对土地财富的掠夺空前疯狂相对应的，则是中外府藏殚竭，民无果腹之粮，兵缺银饷马草，自耕农则大量破产，奴婢佃户的数量不断增多，农民抗租、抗税、抢粮、索契等斗争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运动也在悄然崛起，以世俗的情趣、民间的格调为特质的市民文化，以言志派文学与浪漫主义为主体的文艺思潮，以慕尚新异、追求艳丽为导向的社会风尚，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新的旋律，广大市民反掠夺、反迫害的斗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伴随着阳明心学思想的日趋腐朽，尤其是王门后学虚无主义思想和清谈学风危害的不断暴露，以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家主张对私欲的认可与人格独立，在思想界涌动起人文主义思潮，而以反虚务实、救世拯民、注重生产、鼓励工商、复兴自然科学等为标志的实学思潮迅速拓展，所有这一切都在冲击着旧的封建统治的樊篱。
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公元1566年，即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也即朱翊钧四岁之时，以破坏圣像运动为先导，在尼德兰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等到了1588年，也就是原本历史上朱翊钧登基后的第十六个年头，西班牙将会派出“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双方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相遇，经过两周左右的海战，西班牙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英国从此逐渐强大，继而树立起海上霸权。在法国，则将从1589年开始，建立起波旁王朝的统治，并先后发生了“克洛堪”起义和颁布“南特敕令”的事件。在俄国，沙皇将于1595年，颁发哈萨克属于俄国臣民的“特别诏书”，而1598年，便会并吞失必儿汗国……
虽然阳明心学在后世有无数拥趸，高务实也对王阳明本人“心向往之”，但若是站在眼下救世拯危的立场上，他却认为此时的王学后人已经完全走途歧途。这些人只是一味务虚，大有当年玄学昌隆时的景象，于国于民已经毫无益处。这些人讲究的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简直笑话！
且不说后来明亡之时此辈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一死报君恩，就说这种做法，难道就应该提倡了？尔辈高官得做，厚碌得享，却正事不为，只知袖手谈心性——纵你心性再好，于天下何益，于黎民何益？要是按照高务实的看法，这种人，还真不如“一死”为妙，而且早死早妙！
是以在高务实来看，欲救晚明，唯兴实学！
高务实所出身的高家，便是国朝实学大宗之一，而高拱本人，对于实学更是身体力行，并将之竭力推及全国上下。后世史学界一般认为张居正为明代实学“王霸并用派”代表人物，虽然也不算错，可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点：高拱才是第一个真正切实推行实学的首辅！历史上所谓张居正改革，不过是延续和展开了高拱的“既定政策”罢了。
成王败寇，一至于斯。
若历史可以假设，高拱未必不如张居正做得好；若是历史可以假设，高拱恐怕比张居正做得更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