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还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公司，流于世面的资料并不难找。
一下午时间，卢灿带着温碧璃就找到厚厚的一沓。
匆匆吃过晚饭，卢灿便钻进书房，开始翻阅收集来的信息。
如果单看他们中的任何一家，完全伟光正。可是，在卢灿有心审视的目光中，依旧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
首先，中华总商会的发起人，本身就不简单——清末民初年间的南洋风云人物，六九商行的陈榕基。
此人是越地客家人，天地会成员，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败，他举家随船来到槟城。很快组织一帮码头劳工，次年建立六九商行——他是1869年逃到南洋的。
此后几十年中，六九商行快速垄断新加坡、槟城等地的码头货运工作。
这家商行不仅有搬运、卸货等业务，还有自己的车马行，摆渡船，势力非常庞大，组织结构则是典型的会党模式……
顺便说一句，杨启林刚到新加坡时，就在六九商行当搬运工，后来升任为督工。
1900年，香江华商总会成立，给陈榕基很大启发，他随即联络各地华商，1906年成立新加坡华商总会。
陈榕基是会党，他组织成立的机构，在当时肯定带有很强的政治属性，远不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以“慈善、教育、咨询互通、分享合作”为基调的华商总会宗旨。
其次，卢灿在对比历届新加坡华商会常务理事名单后，很快发现，六九商行解体于1945年，此后，华商理事会有十四家的姓名，一直就没有变动过，带头的两家就是邱郭两家。
也就是说，新加坡华商会在这一年有过一次激烈的权利交替的交锋，最后，邱郭为首的两家获胜，而六九商行惨败。
有意思的是，香雪庄陈老的姓名，竟然出现在这十四家名单之中，可同时发迹的杨启林没有，甚至连理事名录中都没有，一直到1955年，杨启林的名字才出现在附录中。
呵呵，因为杨启林曾经担任过六九商行的督工（中层干部），就遭到排挤？当然，这只是卢灿的猜测。
更有意思的是，卢灿在拿出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公司的股东名单后发现，除了多了一个新加坡政府持
股45外，它的剩余十四家股东名录，与华商总会理事会中，这十四家常务理事名单，完全契合！
这家英文简写gis的投资公司，李光要亲自担任主。席，前任副总理吴光瑞担任副主。席，董事会二十五个席位，其中十四家就占据了十七席。
这家公司的权限有多大呢？
直接掌控政府外汇储备；决定国家境外投资政策与方向；决定境内产业布局与规模调整；决定政府人员福利与劳工工资水平；决定新加坡元的汇率机制；决定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监督运行工作……
当然，它最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它的境外收入占据新加坡国家的境外收入的七成。
所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政治职能。
这还是公司吗？这妥妥的是一家“影子政府”！
看完这些，卢灿有些呆滞的靠在椅子上。
结合今天上午杨启林所提点的，如果他还不明白，那就是十足笨蛋！
难怪杨启林告诫，得罪一个不要紧，不要同时得罪邱郭两家！邱郭两家是新加坡华商中的顶级势力，他们之间也有争斗，竞争同样很激烈。拉一打一，也许没什么问题，但若是同时将两家都得罪，那就意味着与新加坡大多数华商资本势力对着干。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想到这，卢灿揉揉眉心，又有疑惑涌上心头。
按照常理，邱郭两家必然是天生的对头，可是，为什么在大华银行内部，又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邱郭联盟”？
尤其是在冼家执掌大华银行时期，邱郭联盟的势头，很强劲。
难道因为冼家是香江来的？或者是因为冼家的血脉中带有很浓的欧洲血统，因此他们的资本被看作外资？
商业上的恩怨，还真难以理清！
还有，既然邱郭其实有能力将大华银行控制在手中，郭胜利为何去年还要火急火燎的去找卢家加入进来？难道是为了找个不懂行的傀儡帮手？
其实，卢灿的猜测，已经接近正确答案，可是，他面前没有标准答案啊！
想得脑瓜子疼，卢灿索性将这一叠资料，塞进书桌——过几天回香江，请教自家老爷子。玩心计，祖父是高手。
第二天，陈玉志来电话表示感谢，他家老
爷子终于被劝动，今天下午陈婵玉将前往伦敦，联系惠灵顿医院，明天，陈玉志一行护送老爷子前去手术。
陈玉志电话中说的很明确，香雪庄藏品，等老爷子手术完毕后，再与虎园博物馆交易——老爷子身体垮了，以后家人都不会让他接触这些东西。
早一点晚一点无所谓，卢灿在电话中乐呵呵的表示，自己在英国还有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帮点忙——惠灵顿医院在伦敦切尔西区，而阿尔达汗的父母在切尔西相当有影响力，帮这点小忙，算不得大事。
第一次接触，双方在客气中透着一丝生疏。
没关系，时间还长。放下电话后，卢灿捏捏拳头。昨夜的发现，让他越发感觉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有很大漏洞——自己、阿尔达汗还有许胖子三人缔结的联盟，想要拿下大华银行，基本不现实——新加坡的华商资本恐怕不会允许，这也许就是杨老所说的底线！
这里面一定需要有新加坡本土势力的加入。
邱家是选择之一，可他们的资本势力过于强大，容易喧宾夺主。杨老家族的资本影响力又小了点，陈家似乎很合适，可是与他们的关系，刚刚才攀上。
当然，这只是卢灿的初步想法，也许……邱家更适合，也说不定呢？
……
与此同时，远在伦敦富勒姆大区的一家郊区别墅中，一位年轻的东方人，趁着夜色降临前的昏暗，拎着一把方口铁锹，来到别墅配房的右侧。